2018年，澳大利亚国宝级科学家大卫·古德尔在瑞士的一家诊所，以安乐死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104岁的生命。帮助他完成这个心愿的是菲利普·尼特舍克——他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人文主义者，此前有长达20多年的从医经历，也是安乐死组织Exit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在他看来，“个人自由的核心权利，是决定自己何时何地死亡。”
文 | 杨宙
编辑 | 刘斌
许多人说，2018年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从年初相继离世的史蒂芬·霍金和李敖，到往后几个月里陆续退场的朱旭、树木希林、金庸、斯坦·李……一个个传奇人物的生命都悄然地终止在了这一年。
这一年，也有一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选择了主动退场。
2018年5月10日，澳大利亚国宝级科学家大卫·古德尔（David Goodall）在瑞士的一家诊所，以安乐死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104岁的生命。他说，死亡应该是属于他自己的选择。
104岁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大卫·古德尔（David Goodal）在瑞士巴塞尔一家诊所接受安乐死。图/ 网络
古德尔选择主动离世的理由与尊严有关。过去，他是一位兴趣广泛、热爱实地研究的自然与生物学者，常常独自乘坐长途火车、坐上小型直升机到澳大利亚乃至世界各地去观察植物与生物，研究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80多岁时，就算退休了将近20多年，他有人依然坚持每天换成火车和巴士，往返3小时去上班。他也热爱戏剧，90多岁了还常与年轻人一同出演戏剧。
然而，在人生最后的5到10年里，他走不动了，无法打球、演戏，甚至连学校都为了他的安全着想，让他在家中办公。有一次，独自在家的他摔倒在地上，只到两天后才有人发现他。他认为生命从那时起就不再有生命快乐。
菲利普·尼特舍克（Phillip Nitschke）是古德尔多年的朋友。他此前是一名医生，现为澳大利亚非营利安乐死组织“Exit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这个组织成立于20多年前，提倡安乐死合法化，并帮助世界各地的会员寻找可靠的安乐死途径。古德尔是该组织最早的会员之一，在他做出决定后，“Exit International”在网上帮他筹得了20000多美金，作为他与护理人员前往瑞士实行安乐死的费用。
如今，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相关法律，允许医生在患者的弥留之际，听从其要求采取安宁治疗（尊严死）。古德尔生命最后前往的瑞士，亦是欧洲唯一允许外籍人士安乐死的国家。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和争议仍在继续。
72岁的菲利普·尼特舍克通过邮件与记者聊了聊他对于安乐死的看法，他提出了对生命权的一种见解：“如果把生命看做一份珍贵的礼物，那么对于你而言，不能不要的礼物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你觉得个人自由对你来说有意义，那么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人物=P
菲利普·尼特舍克=N
P：你今年帮助104岁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大卫·古道尔（David Goodall）执行了安乐死，这则新闻也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还记得为他执行安乐死的那一天是怎样的吗？
N：那是个还不错的阴天，大卫的心情很好，甚至非常高兴。他说他终于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了，就是平静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和他一起乘车去了瑞士当地的安乐死诊所Life Circle，一路上他谈论了他仍在思考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他觉得地球正陷在困境里，它的承载量太大了，全球变暖的危机也让他对这个星球的未来充满忧虑。而当我问他：“你觉得这个时候离开合适吗？”他说是的。
在诊所里，许多媒体机构询问了他的想法和感受，他欣然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并再次强调自己很高兴终于走到了这一步，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的迹象。媒体离开后，我们大约有7个人留了下来，包括他的3名家庭成员。Life Circle诊所的医生为了确保安乐死是完全出于他个人的意愿，特地让他回答了几个问题：你是谁？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你为什么要来Life Circle？你知道用药之后的后果吗？大卫回答得又快又准确。
在那之前，大卫曾要求现场播放贝多芬《欢乐颂》的德文演奏曲，我在他拧开输液管开关后开始播放音乐。他闭上了眼睛，我们在一旁等着他，他的子女们开始啜泣起来。音乐播放了大约30秒之后，大卫突然睁开眼睛大声说：“这也花太长时间了吧！”大家怔住了，不知道要为他最后的幽默而笑还是为他最后的弥留而哭。大约3分钟后，音乐结束时，他离开了人世。
P：大卫·古道尔与他的家人对于安乐死的态度分别是什么样的？他也是你的朋友，你从心里支持他的做法吗？
N：大卫有一个大家庭，他在澳大利亚的家人们都非常支持他这个决定。对于大卫来说，难免有点悲伤的是他必须要离开澳大利亚，到另一个国家进行安乐死。他的一些来自美国和法国的亲戚也相约来到瑞士的巴塞尔给他送行，他们都非常支持他。
我认识大卫已经有20多年了，我1998年创办Exit International时，他就是第一批成员。当时他就对我说，希望未来某个时候他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时，能拥有选择权。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都是我们非常积极的会员。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一个人住在西澳大利亚珀斯的一个公寓里，走不动了，眼睛也模糊了，开不了车，打不了球，也演不了话剧，甚至在一次摔倒在地上之后过了整整两天才有人发现他。今年他来找我的时候说，是时候了。尽管他没有生病，但我尊重他的想法，并建议他去瑞士执行，他愉快地同意了。
P：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创立的安乐死协会Exit International。
N：早在1995年，澳大利亚的北领地就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安乐死的法案，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当时的“极端疾病法”允许医生合法地为患绝症的病人终结生命。1996年，我依照此法律为前列腺癌患者鲍勃·登特进行了世界上第一例合法的安乐死注射。但仅仅过了8个月之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翻了这项法律。
当时公众还是希望能够继续有这种安乐死的协助，于是我创办了Exit International，为这些人提供信息与帮助，教他们如何通过可靠的方式结束生命。我们会整理一些安乐死药物和气体的相关信息，与我的伙伴Fiona Stewart合作出版了《安宁药物手册》，并为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会员进行讲授，帮助他们了解自己可以参考和选择的方式。
P：你曾说过，“Personal liberty at heart of right to decide how and when one dies（个人自由的核心权利，是决定自己何时何地死亡）”，但也有另外一些人会说，这可能是一种消极避世，轻视自己生命的行为，你怎么看？
N：我并不觉得一个人拥有对自己生命的处置权是一种消极避世的事情。如果把生命看做一份珍贵的礼物，那么对于你而言，不能不要的礼物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你觉得个人自由对你来说有意义，那么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P：世界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允许医生应患者要求采取放弃治疗的手段。但这些都有个前提，是生命最后无法挽回的弥留之际，这似乎跟你说的每个人都应该决定自己何时何地死相矛盾？
N：我当然同意大多数国家广泛接受的一种做法，也就是即将走向死亡的病人们放弃医学治疗。但我觉得应该远远不止这些，我认为一个人应该有拒绝被治疗的权利，也应该有以其他理由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仅在生命的尽头或者弥留之际才被赋予。只要他们满足两个必要的条件：他们是成年人，并且拥有足够的心智水平去做出决策。
P：在你看来，支持安乐死和反对安乐死的人们之间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N：那些支持安乐死的人就像我一样，认为这是理性的成年人选择以和平可靠的方式结束生命的基本权利。那些反对的人则经常争辩说，生命是“上帝的恩赐”，他们认为那是只有上帝才能剥夺的东西。这种根本分歧往往是不可调和的，那些基于宗教信仰而反对安乐死的人不会改变立场。如果持有这样立场的人都以他们希望的“自然的”方式离开世界，我当然也为他们感到高兴，但我也不希望他们把他们的信仰强加于我。
P：如果有一天，你最深爱的亲人或朋友对你说他想执行安乐死，你会怎么做？
N：如果我的妻子菲奥娜对我说她想离开这个世界，并让我帮助她用平静有效的方式结束生命，我当然会非常伤心。但我也希望那时候的我能够舍弃掉我内心自私的东西，听听她的想法，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什么让她过得不愉快，以致于想结束自己的人生。如果她的决定是理性的、深思熟虑的，我也希望我有足够的勇气去帮她完成这件事。
P：请描述一下2018年你生活中的一个欢喜的、忧伤的或者让你有所感悟的的瞬间。
N：这个独特的时刻发生在今年5月。我和妻子菲奥娜、我们的小狗亨利骑着摩托车周游欧洲，我们正要去葡萄牙度过我们多年来的第一个假期。但就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一家小农舍里，我接到了一通电话，得知了大卫·古道尔将要在下一周去瑞士的巴塞尔进行安乐死的消息。
我很难过，同时也意识到我必须到场。这是一个104岁高龄老人在离开人世前为自己做出的一个理性的决定，也是他自己赢得的一项权利，这也是我所信仰的东西。我们不得不结束渴望已久的假期，菲奥娜也同意了，于是我们调转了车头，前往瑞士。
P：2019年你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
N：2019年非常接近了！我希望世界上的冲突能够显著减少，能够通过调解来解决争议，减少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人们能够直面地球正在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抛开各国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努力去维持这个世界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理性的成年人能够以安宁可靠的方式结束生命。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但我觉得不是很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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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澳大利亚国宝级科学家大卫·古德尔在瑞士的一家诊所，以安乐死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104岁的生命。帮助他完成这个心愿的是菲利普·尼特舍克——他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人文主义者，此前有长达20多年的从医经历，也是安乐死组织Exit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在他看来，“个人自由的核心权利，是决定自己何时何地死亡。”
文 | 杨宙
编辑 | 刘斌
许多人说，2018年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从年初相继离世的史蒂芬·霍金和李敖，到往后几个月里陆续退场的朱旭、树木希林、金庸、斯坦·李……一个个传奇人物的生命都悄然地终止在了这一年。
这一年，也有一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选择了主动退场。
2018年5月10日，澳大利亚国宝级科学家大卫·古德尔（David Goodall）在瑞士的一家诊所，以安乐死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104岁的生命。他说，死亡应该是属于他自己的选择。
104岁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大卫·古德尔（David Goodal）在瑞士巴塞尔一家诊所接受安乐死。图/ 网络
古德尔选择主动离世的理由与尊严有关。过去，他是一位兴趣广泛、热爱实地研究的自然与生物学者，常常独自乘坐长途火车、坐上小型直升机到澳大利亚乃至世界各地去观察植物与生物，研究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80多岁时，就算退休了将近20多年，他有人依然坚持每天换成火车和巴士，往返3小时去上班。他也热爱戏剧，90多岁了还常与年轻人一同出演戏剧。
然而，在人生最后的5到10年里，他走不动了，无法打球、演戏，甚至连学校都为了他的安全着想，让他在家中办公。有一次，独自在家的他摔倒在地上，只到两天后才有人发现他。他认为生命从那时起就不再有生命快乐。
菲利普·尼特舍克（Phillip Nitschke）是古德尔多年的朋友。他此前是一名医生，现为澳大利亚非营利安乐死组织“Exit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这个组织成立于20多年前，提倡安乐死合法化，并帮助世界各地的会员寻找可靠的安乐死途径。古德尔是该组织最早的会员之一，在他做出决定后，“Exit International”在网上帮他筹得了20000多美金，作为他与护理人员前往瑞士实行安乐死的费用。
如今，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相关法律，允许医生在患者的弥留之际，听从其要求采取安宁治疗（尊严死）。古德尔生命最后前往的瑞士，亦是欧洲唯一允许外籍人士安乐死的国家。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和争议仍在继续。
72岁的菲利普·尼特舍克通过邮件与记者聊了聊他对于安乐死的看法，他提出了对生命权的一种见解：“如果把生命看做一份珍贵的礼物，那么对于你而言，不能不要的礼物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你觉得个人自由对你来说有意义，那么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人物=P
菲利普·尼特舍克=N
P：你今年帮助104岁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大卫·古道尔（David Goodall）执行了安乐死，这则新闻也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还记得为他执行安乐死的那一天是怎样的吗？
N：那是个还不错的阴天，大卫的心情很好，甚至非常高兴。他说他终于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了，就是平静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和他一起乘车去了瑞士当地的安乐死诊所Life Circle，一路上他谈论了他仍在思考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他觉得地球正陷在困境里，它的承载量太大了，全球变暖的危机也让他对这个星球的未来充满忧虑。而当我问他：“你觉得这个时候离开合适吗？”他说是的。
在诊所里，许多媒体机构询问了他的想法和感受，他欣然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并再次强调自己很高兴终于走到了这一步，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恐惧的迹象。媒体离开后，我们大约有7个人留了下来，包括他的3名家庭成员。Life Circle诊所的医生为了确保安乐死是完全出于他个人的意愿，特地让他回答了几个问题：你是谁？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你为什么要来Life Circle？你知道用药之后的后果吗？大卫回答得又快又准确。
在那之前，大卫曾要求现场播放贝多芬《欢乐颂》的德文演奏曲，我在他拧开输液管开关后开始播放音乐。他闭上了眼睛，我们在一旁等着他，他的子女们开始啜泣起来。音乐播放了大约30秒之后，大卫突然睁开眼睛大声说：“这也花太长时间了吧！”大家怔住了，不知道要为他最后的幽默而笑还是为他最后的弥留而哭。大约3分钟后，音乐结束时，他离开了人世。
P：大卫·古道尔与他的家人对于安乐死的态度分别是什么样的？他也是你的朋友，你从心里支持他的做法吗？
N：大卫有一个大家庭，他在澳大利亚的家人们都非常支持他这个决定。对于大卫来说，难免有点悲伤的是他必须要离开澳大利亚，到另一个国家进行安乐死。他的一些来自美国和法国的亲戚也相约来到瑞士的巴塞尔给他送行，他们都非常支持他。
我认识大卫已经有20多年了，我1998年创办Exit International时，他就是第一批成员。当时他就对我说，希望未来某个时候他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时，能拥有选择权。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都是我们非常积极的会员。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一个人住在西澳大利亚珀斯的一个公寓里，走不动了，眼睛也模糊了，开不了车，打不了球，也演不了话剧，甚至在一次摔倒在地上之后过了整整两天才有人发现他。今年他来找我的时候说，是时候了。尽管他没有生病，但我尊重他的想法，并建议他去瑞士执行，他愉快地同意了。
P：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创立的安乐死协会Exit International。
N：早在1995年，澳大利亚的北领地就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安乐死的法案，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当时的“极端疾病法”允许医生合法地为患绝症的病人终结生命。1996年，我依照此法律为前列腺癌患者鲍勃·登特进行了世界上第一例合法的安乐死注射。但仅仅过了8个月之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翻了这项法律。
当时公众还是希望能够继续有这种安乐死的协助，于是我创办了Exit International，为这些人提供信息与帮助，教他们如何通过可靠的方式结束生命。我们会整理一些安乐死药物和气体的相关信息，与我的伙伴Fiona Stewart合作出版了《安宁药物手册》，并为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会员进行讲授，帮助他们了解自己可以参考和选择的方式。
P：你曾说过，“Personal liberty at heart of right to decide how and when one dies（个人自由的核心权利，是决定自己何时何地死亡）”，但也有另外一些人会说，这可能是一种消极避世，轻视自己生命的行为，你怎么看？
N：我并不觉得一个人拥有对自己生命的处置权是一种消极避世的事情。如果把生命看做一份珍贵的礼物，那么对于你而言，不能不要的礼物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你觉得个人自由对你来说有意义，那么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P：世界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允许医生应患者要求采取放弃治疗的手段。但这些都有个前提，是生命最后无法挽回的弥留之际，这似乎跟你说的每个人都应该决定自己何时何地死相矛盾？
N：我当然同意大多数国家广泛接受的一种做法，也就是即将走向死亡的病人们放弃医学治疗。但我觉得应该远远不止这些，我认为一个人应该有拒绝被治疗的权利，也应该有以其他理由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仅在生命的尽头或者弥留之际才被赋予。只要他们满足两个必要的条件：他们是成年人，并且拥有足够的心智水平去做出决策。
P：在你看来，支持安乐死和反对安乐死的人们之间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N：那些支持安乐死的人就像我一样，认为这是理性的成年人选择以和平可靠的方式结束生命的基本权利。那些反对的人则经常争辩说，生命是“上帝的恩赐”，他们认为那是只有上帝才能剥夺的东西。这种根本分歧往往是不可调和的，那些基于宗教信仰而反对安乐死的人不会改变立场。如果持有这样立场的人都以他们希望的“自然的”方式离开世界，我当然也为他们感到高兴，但我也不希望他们把他们的信仰强加于我。
P：如果有一天，你最深爱的亲人或朋友对你说他想执行安乐死，你会怎么做？
N：如果我的妻子菲奥娜对我说她想离开这个世界，并让我帮助她用平静有效的方式结束生命，我当然会非常伤心。但我也希望那时候的我能够舍弃掉我内心自私的东西，听听她的想法，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什么让她过得不愉快，以致于想结束自己的人生。如果她的决定是理性的、深思熟虑的，我也希望我有足够的勇气去帮她完成这件事。
P：请描述一下2018年你生活中的一个欢喜的、忧伤的或者让你有所感悟的的瞬间。
N：这个独特的时刻发生在今年5月。我和妻子菲奥娜、我们的小狗亨利骑着摩托车周游欧洲，我们正要去葡萄牙度过我们多年来的第一个假期。但就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一家小农舍里，我接到了一通电话，得知了大卫·古道尔将要在下一周去瑞士的巴塞尔进行安乐死的消息。
我很难过，同时也意识到我必须到场。这是一个104岁高龄老人在离开人世前为自己做出的一个理性的决定，也是他自己赢得的一项权利，这也是我所信仰的东西。我们不得不结束渴望已久的假期，菲奥娜也同意了，于是我们调转了车头，前往瑞士。
P：2019年你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
N：2019年非常接近了！我希望世界上的冲突能够显著减少，能够通过调解来解决争议，减少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人们能够直面地球正在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抛开各国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努力去维持这个世界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理性的成年人能够以安宁可靠的方式结束生命。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但我觉得不是很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