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春节档期电影票房冠军非《流浪地球》莫属,电影原著为刘慈欣于2000年发表中短篇同名小说。在刘慈欣的想象中,这种质量的大制作电影,至少还得几年后才能出现,“《流浪地球》很成功,各方面都成功。第一次就有这样水平,当然是好事。”作为“中国科幻小说第一人”,刘慈欣被很多科幻迷认为是个“神一样的存在”。然而,刘慈欣说,“我没有那种不请自来的灵感,灵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历程,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
采访整理/撰文刘怡
采访时间:2014年4月18日于太原
这是我们之前所熟悉的大多数工程师的形象:他们的外表和衣着都很干净,整齐,说的上是大方得体,显示他们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也看得出,他们并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这方面。他们跟人交谈很注意礼貌,也很注意条理,但是并不会因为谈话对象的不同,就放弃理性。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些技术特长,很容易受人欢迎,但不会为了受欢迎而刻意去做改变。
刘慈欣就是这样,他像很多中国北方男人那样,爽朗,健谈,风趣,大多数时候,他的表达像是一气呵成,但似乎并不太观察听众的反映,我们谈话中唯一一次他留意到了,就很严肃的反问,“你觉得这很可笑吗?”
理性是他们最重要的思考和生活逻辑,刘慈欣也是。
但是,“写作科幻,就像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一样,一方面是科幻的世界,一方面是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完全不交叉”。
刘慈欣经常是矛盾的,至少在表达上。
他会在前一分钟认为自己写作科幻是逃避沉闷生活的一条道路,但在后一分钟他又觉得自己和现实相处得“如鱼得水”,为什么要藉写作来逃避?
他一方面认可自己有着乐观而进取的天性,甚至会采取进攻的态度对待某些问题,但是,他身边的人,同事,朋友,出版商,几乎都会用到一个词来形容他,“温和”。
刘慈欣说他不怀旧,没有感觉,好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甚至会在送女儿上学的时候,怀疑自己有没有上过学。他说自己对儿女情长也不感兴趣,只对那种极端状态下的反应感兴趣。但是他也会说,他会在骑自行车下班回家的路上,停下来,驻足路旁,长时间的凝望夜空。那是一种他觉得最为极致的浪漫。
至于矛盾,对一个始终将内心投射在光年以外的人来说,这样的误差应该是被允许的。
《三体》之后还能有其他高峰吗?
记:你的《三体》为你带来了创作的巅峰状态,可以这么说吗,那么,你还能再创造一个高峰吗?
刘:我不知道。只有作品发表出来,和读者面对面,我才能知道反应。但我自己觉得还是有希望再创造出一个高峰出来的,但那也只能是一个希望而已。
记:你有在为这个做准备吗?
刘:每天都在做准备,每天都在花大量的时间思考。有一点很重要,你的想法,你的构思,你自己都兴奋不起来,就别指望读者有什么反应了。我现在就在找让自己兴奋起来的想法,但反过来说,不是说自己找到了兴奋的想法,读者就会感同身受,那种把自己感动的痛哭流涕,但是读者很无感的作品也多的是。我还没有走到思维枯竭的状态,相反,创意很多,选择哪个都是问题。
记:你对很多科幻迷来说,是个“神一样的存在”,你的“神一样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刘:你可能想象不到,极其困难,别看《三体》一个创意接着一个创意,那不只是心血了,极其困难,所以,我没有那种不请自来的灵感。所以,灵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历程,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
记:你说的极其困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刘:能想到就想到,想不到就想不到。从《三体》第三部出版以后,到现在为止,我想不出一个让我满意的创意来,想不出一个能让我兴奋起来的构思。我每天用大量的时间去想这些,包括我刚才从成都回来,坐飞机也在想,没有任何让自己兴奋起来的想法,十分困难。以前也是很困难。
记:会有沮丧的时候吗?什么可以帮助自己平衡一下呢?
刘:当然会有,怎么可能不沮丧。所以说,从这方面讲,我不认为我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天份。没有什么可以平衡自己,接着想。有时候也会对自己失去信心,可是生活总得继续,得要继续这个事业,也只有接着去想。
记:所以,创作有的时候对你来说也是很痛苦的?
刘:不是有的时候,是大部分时候。科幻创作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有天你真正得到灵感,那种幸福感是无法比拟的。但是那种时候十分的少。《三体》出来之前,我确实觉得这个灵感能够产生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而且是以前没有过的,那个时候最兴奋,之后就都是力气活了。出来以后,书卖的很好,评论也很好,也很开心,但这种快乐跟那个就不是一个档次了。这种感觉很难形容,有点像吸毒。但真的,灵感这东西就是这样,或许明天一觉醒来就有了,或许到死也不会有,这完全可能。
记:那你会焦虑吗?
刘:会,睡不着觉。
记:你周围的人,你的同事们,知道你是非常有名的科幻作家吗?
刘: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但是大家不在意。大家不会认为这是个很大的事情。假如我是莫言那样,写主流文学的作家,那个就不一样了,他们要是知道肯定就会马上肃然起敬。在我们内地的基层的人们的心目中,科幻是个哄小孩的东西,份量很轻。这个人下了班,没事干,写写科幻,赚两个稿费,这很正常,没有人太在意这些事情。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喝酒聊天不谈科幻,从来不谈。因为他们不感兴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在忙。最近电力系统连年亏损,谁还有功夫关心你这些。在大家看来,科幻是工作生活之外,一个很悠闲的东西,而且是很低幼的一个东西。
工程师的生活要坚守岗位,有工作时间、作息时间,要求特别严格,如果出了事故,你在岗位上没关系,总能解决掉,但如果出事故的时候,你不在岗位上,那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但是在我这个发电厂里,作为工程师,真正忙的时候也就三四个月,剩下的时间,你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写作啊,只要你不影响到你日常工作就行。电力系统严禁第二职业,领导也跟我谈过,说你写作,我们不干涉你,但有一条,你必须低调。
记:你在科幻文学的这个领域里的知名度,会对你现在的工作有影响吗?
刘:他们会比较关心,你这算不算第二职业,领导关心的是,你挣来钱了,我怎么跟群众交代,我不管你,别人也出去挣钱怎么办。好在现在情况已经泛滥成灾了,大家都在挣外快,领导也没办法,拿我也没办法。
记:你现在是科幻作家里面唯一一个上了作家富豪榜的,你的作品的畅销程度跟中国其他科幻作家的作品之间差距大吗?
刘:《三体》目前还在出版,四十多万套,版税还在结算当中,现在一般的科幻作家能卖出两万本,那已经是很高兴了,很不错了。再好一点,卖出五万册,也很高了,甚至有的就几千册。我是四十万套,可能上百万册,这个差距我得要承认,是很大的。
记:这对你的生活有改变吗?
刘:当然有改变,必然会带来一定的收入,有了这些收入,相对来说,对工作的依赖就松了些,当然我不能说工作就不负责任了。心理压力是少了些。
记:那你为什么还需要这个工作呢?
刘:当年明月,就是《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他每本书的版税都有上千万,他现在还在海关当公务员,为什么这么做,两个原因,我完全理解,工作能用于写作的时间,要比专业作家用于写作的时间还多,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我给你举例吧,电力系统八点上班,我必须七点起床,上了班以后,我这是一个必须坚守岗位的工作,离不开,就得呆在办公室,我不可能出去乱转,我只能守在计算机前面干工作。如果专业的话,你早上几点起来,没人管你,起来以后你能呆在家里吗,外面春光明媚,你还在家里写作,你可以出去旅游。我也试着专业写过一段时间,真的,还不如业余写的时候时间多。
另外,工作是一个接触社会的窗口,像我这种人,也不善于交际,我要是没有工作,我就宅在家里出不来了。虽然科幻小说离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但你也不能不了解社会,不能不和人接触。你像我写科幻,如果抬头低头就科幻圈子里那几个人,那代表不了广大的社会面貌。但也有可能以后收入条件更好些,也可能就不工作了,有这个可能。现在电力系统越来越专业化了,自动化了,我们以前的发电厂两千多人,新建的这个就是我马上要去工作的这个发电厂只有四百多人,还那么悠闲是不太可能的。
科幻创作应该遵循遵循“铜钱”的原则
记:可以说说您的科幻历程吗?
刘:我最早接触科幻是在上小学的时候,还是文革时期。当时书籍很少,我父亲初中毕业,是军人,但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文化水平算是很高的,后来转业去了北京煤炭设计院。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文化是很开放的,我父亲买了很多书,后来我很吃惊,都是很高大上、很高层次的书,什么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并不是说我父亲层次有多高,而是中国在那时,就不存在通俗文学、类型文学,所有的书都是这种高大上的,他买不到别的书。后来因为文革,父亲下放到山西,他是煤炭设计院,下放到煤炭系统。父亲就把书都带到了山西。
在文革期间,这些出版物大部份都是被禁掉了。当时有个事情是不可思议的,被禁掉的不止是外国文学——当然外国文学肯定会被禁止,也不是我们想象的已经中苏交恶的苏联文学,甚至当时很多我们本土的红色革命文学都被禁了,包括《红岩》、《林海雪原》、《创业史》、《青春之歌》等等,这些都成了禁书。我父亲就把书推到床下面,不让看,因为看这些书要是让老师知道了,虽然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但总归是影响不好,会被批评。但是,那个时候实在没什么书可看,我就偷偷翻出来看,那个时候的孩子有个天赋,就是我们学的是简体字,但我们不用学习就能看繁体字,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本事,现在的孩子就没有了。
但是那些世界名著也看不懂,也不理解。等翻到凡尔纳的书《地心游记》,当时就觉得很吸引,这大概是我成为一个科幻迷的开始。但后来相当长的时间没有看到第二本科幻,后来也还是在文革期间,看到第二本,苏联的,叫《宇宙神曲》,也是五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书,但那是别的孩子的书,偷偷的看,也是相当吸引。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就真的没有看到科幻小说了。再后来看到科幻是在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文化市场全面放开了,虽然是全面放开,但是并没有新的东西出来,他们就把50年代的老版,就这样紧急印出来卖,凡尔纳的作品,韦尔斯的作品,再往后那些西方的现代的比较经典的就进来了,包括阿西莫夫、克拉克、海因莱茵的,大量地引进了。科幻对我,渐渐由吸引,变成了科幻迷——后面我顺理成章地就开始了写作。
70年代的中学生不像现在,压力没有这么大,开始写,也开始投稿,但都被退了。那个时候的大陆有个奇怪的风潮,千千万万的人不干别的,都在搞文艺,都在写小说,都在投稿,稿子特别多,所以被退稿也不奇怪,那种现象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记:从中学时代开始写作,到1999年首次发表作品,经历了十多年,这中间你是怎么坚持过来的?
刘:1983年中国大陆发生过一些事情,也是行政上打压科幻的唯一一次,打压力度很大,让大陆的科幻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这个情况延续了十年之久。
大的方面的原因是反对精神污染,他们认为一些科幻作家的作品,具体像叶永烈被批判的作品叫《黑影》,里面包含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当然这种现象不只是在科幻文学里出现,在其他的文学领域里也有,像白桦的《苦恋》,这是大环境。小环境就比较复杂,科幻界的老一辈的内部,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之间,怎么说呢,勾心斗角互相拆台的事情,也促成了对科幻的打压。这倒是和政治没什么关系。不管怎么说,那一次力度很大,持续了十年,在这十年中,开始科幻出版几乎是零,后来慢慢有些复苏,主要是些翻译作品,还有些比较边缘的科幻作家,比如像朱苏进、乔良,他们是军队作家,他们在中国科幻的这个“中世纪”,发表了一些作品,像朱苏进的《四千年前的闪击》,《祭奠星辰》,像乔良的《末日之门》,后来政府对科幻的态度起了很大的转变,1997年还在北京召开了科幻大会。从那以后,科幻文学开始复苏。
在这十年间具体到我,当然也没有什么创作余地,因为我不像有些人,“写了是给自己看的”,我写了肯定是给别人看的,不能发表,我写它干嘛?但是这十年间,我也写过些东西,像《超行星纪元》,就是1990年左右写的,但是没有机会发表。后来人们看到《超行星纪元》和我其他作品风格不太一样,它不是那么很纯的科幻,原因就在于当时科幻不能发表,我就试图写的像科幻又像主流文学这样的东西,目的是想看看有没有发表的可能。当然,最后也没有发表出来。
至于说到怎么坚持,其实没什么可坚持的,科幻是我的一个爱好,但是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并不是多么难受的一件事,生活还有别的方面的内容。我作为一个计算器工程师,对计算器技术也很着迷,还自己编各种各样的程序,当时对游戏也特别着迷,甚至着迷的程度不亚于科幻,那时候游戏很简单,都是单机游戏,没有网络,但也很让人着迷。我前两天还和经济学家茅于轼,参加了网易游戏《天下3》的制作,别人都不理解,以为我为了赚钱去的,其实当年我和迷恋科幻一样,迷恋过游戏,只不过后来没有精力,就放弃了。这十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中间有一段时间,科幻几乎从我的生活里淡忘了,消失了,就是完全不想它了。
但科幻的这个种子在意识的深处是一直存在的。科幻复苏了,这个兴趣也就随之复苏了。整个中国科幻,包括我个人,是和大时代密切相关的。不管是科幻的命运,还是你个人生活的走向,肯定是和时代密切相关的。 我自己的科幻创作历程也一样,它无时无刻不反映着整个中国的政治进程、社会进程,在我身上的反映。包括科幻最初在八十年代出现,我对科幻感兴趣,那时整个中国也是这么一个状态,对未来充满信心,很单纯,后来科幻低迷,再后来重新拾起,这都和中国社会的进程是同步的。
记:你当时为什么读工科,你对创作这么热衷,为什么不是读文学?
刘: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很多人认为我对文学有兴趣,我对文学没兴趣。科幻对我来说,更像一个广场,来到这个地方的人是通过不同的路来的,有的通过文学这条路来的,有的通过科学这条路来的,我是通过科幻这条路来的。我对文学从来就没有太大的兴趣,我看的文学作品都是大家不得不看的那些东西。我的意思是我对主流的文学作品没有什么兴趣。历史我看的比较多,主要是西方历史,中国历史对我是个短板,知道的不多。因为我语文不好,古文基础更差,我的作文从来都拿不了高分。西方的历史看起来比较容易,也感兴趣,因为西方历史跟科学有关系,有科学史在里面。毕竟科学革命是在西方发生的,中国没有科学革命,中国有没有科学都很难说。
记:你怎么看在科学技术上我们和西方的差距,或者具体说在创意上?
刘:我们只能和我们后面的进步相比,没办法和技术巨人相比,三次工业革命,他们都抓在手里,我们一次都没有抓住,现在那帮公知们,什么都和别人比,然后再贬低自己,那样很让人厌恶,也是一种很蠢的思想。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先要战胜自己,然后再去战胜别人,别人有别人的条件,我们有我们的条件,我们在不断进步就行了,我们的基础就在这里,我们有沉重的负担,刚刚脱离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科幻的角度看,中国的未来是很神奇的,充满了不确定。充满了希望和挑战。但西方的主流文明,这个神奇基本上都已经消失了。
记:当你的作品出版发表之后,你得到很多的关注,你会享受这种被关注吗?
刘:我认为任何写小说的人都会享受这种关注,很快乐。而且,我的创作过程很顺利,中间几乎没有挫折。几乎每篇出来都能得到好评,这个很不容易的。我还不在意奖,我清楚科幻是个大众文学,我只在意读者的反应。几乎每一部作品出来都能得到相当正面的反应,当然也有一些作品稍微低谷了一下,但是很快还能恢复过来。除了个别作品,大部分反映都是很好的。从这个方面来说,算是很幸运的。
记:你会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吗?
刘:在意,当然。
记:赞美的先不说了,批评的呢,你怎么看待?
刘:批评的,要是对的,就会吸取,要是不对,就不理。但是别人的评论,我有这么一个原则,我由一个科幻迷变成一个科幻作家,科幻在我的心里是有一个核心理念。就像有人会问我,科幻创作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我说遵循“铜钱”的原则,不是我说掉到钱眼里了,铜钱外圆内方,外圆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表现手法应该多种多样,灵活多变,适合读者不同的欣赏取向,内方就是我们对科幻应该有一个核心的理念,这个理念是一个底线,不能突破的,这是一个文学体裁存在的依据。
记:你理解的科幻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刘:在科学的基础上,展开想象力。科学是科幻的灵魂。但这个理念不是每个人都承认的理念。包括很多作品也并不遵循这种理念。但我自己的创作和我喜欢的科幻是遵循这种理念的。
记:那你认为科幻的写作应该至少循着科学发展的路径吗?
刘:科幻文学发展到现在,也很丰富多彩。《安德的游戏》的作者约翰卡德就说过,现在包括科幻在内的各个类型文学,都被评论家们造了好多个笼子,每个作家他认为你属于那个类型文学,就把他关到那个笼子里了,科幻的笼子也关了一大帮人,关进去他就不管了,他就算你是科幻了。所以,现在科幻文学之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各种各样的都有。
记:有人评论你的科幻写作说,“刘慈欣一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拉到世界的高度”,你自己怎么看?你觉得你和其他那些在用中文写作的科幻小说作家们之间的有这么大的距离吗?
刘:看从哪方面说。要是从影响力上面来说,绝对有距离,这个大家都看得到。《三体》出来以后,我们都期望它能带动科幻创作的发展,但《三体》最后一部出版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一部影响力超过它的长篇都还没有出现,所以,这个差距我不用谦虚,差的很大,而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但要从作品的质量上来说,这个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我个人觉得现在很多作家的写作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像国内近年来的一些科幻长篇,虽然影响力没法和《三体》比,但质量并不次,至于这些作品的影响力为什么没有《三体》大,这个原因就很多,有读者欣赏取向的原因,有出版商宣传力度的原因,更大的原因是机遇,就像互联网上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词一下子就流行开了,有时候文学作品也是一样,它可能赶上我们都没有办法的一个神秘的机遇,自然而然就有一个正反馈的效应在那里,变得影响力很大,这一点我还是很清醒的。至于说到世界级的高度,整体中国的科幻水平其实是比较低的,它的发展成熟度和美国科幻文学发展的成熟度相差还是很大,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最多飞出比较优秀的鸡。我把这种评论看成是一种鼓励,但不能当真。
记:如果评价一个作品到了某种高度,一定会设定一个参照物,你觉得你的作品是在跟谁比?
刘:我们只能是跟西方的比较,美国的,欧洲的,他们是科幻文学的中心。要说水平,我比较乐意说成是成熟的程度,我们现在的程度还处于美国黄金时代那时候的一个层次。但无论是作家,作品,出版系统,还是读者,我们都不如他们那么成熟。科幻作为大众文学,它有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在主流文学领域里,可以在一个很穷的国家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科幻文学就没可能。你评价一个国家的科幻文学水平,除了要看作家的水平,一年能出版多少长篇作品,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发行量,还要看有多少的读者,甚至产值是多少,这都是评价科幻文学的成熟程度的。把这些考虑进来,你就知道中国的科幻文学跟美国就差得更远了。去年中国出版的科幻文学作品不超过一百本,而美国有一千本。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类型文学发展的不可少的依据。不能某一个作家弄出一个作品,挺有影响力的,就把这个国家或者说一个语种的发展水品提升到世界的高度。
“人在宇宙中的渺小,给我带来的不是自卑,而是震撼”
记:记得有位天文学家说过,我们对宇宙的了解是以牺牲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为代价的,这个也可以理解为人跟科学的关系,你怎么看人在科幻中的地位?
刘:人在文学中地位和在科学中地位正好相反。人在政治、社会、文化中的地位是不断上升的,文艺复兴以来,历经了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人权啊,人的地位,人的个性,越来越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但是在科学中,人越来越被边缘化,开始是宇宙的中心,后来太阳系的中心也不算,再后来银河系的中心也不算,到现在你要看看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卑微的连尘埃也比不上,太渺小了。而且从生物学上看更是如此,以前人们认为生命是独特的,有活力在里面,后来发现没有什么活力,人所遵循的自然规律和无生命物体遵循的自然规律一样,一个人死去和一块冰化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是生物学上对人的致命打击。人在宇宙中的渺小,给我带来的感受不是自卑、自怜,而是震撼。我没有考虑我多小,我是在想宇宙有多大。这种震撼就是给人宏大又空灵的感觉。人类中心论即便是真的,它也无法给予我这样的感受。人如果是中心,宇宙就很狭窄,就没有美感了。科幻中那种宏大的美就没有了。人都成了中心了,就没什么意思了。
我对科学的态度是一样的,它所揭示出来的画面,尺度,会给人既敬畏又兴奋,又向往又好奇,一想想宇宙中有那么多数不清的世界,心旷神怡。这也是科幻的魅力。这种魅力,主流文学没有。主流文学的宇宙观还是托勒密时代的,还不是哥白尼时代的。在这帮主流文学作家的意识深处,太阳还是围绕着地球转的,他们心目中的整个宇宙,如果比作是一大片沙漠的话,地球这粒沙子上因为有人就成了金沙,其他沙子都没有存在的价值,也没有意义,根本也不用去关心,更不用描写。我认为这就是现在主流文学的现状。但科幻不是这个样子,科幻关注的是,我们极其渺小的人,跟极其宏大的宇宙之间的关系。科幻要捕捉的正是这种关系。
记:你认为宗教跟科学是并行不悖的吗?在写作中,你会需要借助信仰的力量吗?
刘:所有的宗教本质上都是无神论。人们总是说科学最后会走向宗教,其实正相反,所有的宗教都会走向无神论,举个例子,比如说整个宇宙有造物主,有创造者,在科幻中描写他怎么创造宇宙,无非他在实验室里,启动宇宙大爆炸,不也就是个工程师,或者是科学家嘛,不过是尺度大一些而已。再举个例子,我们培养一个细菌,假如细菌当中有科学家,也许他们认为我们是上帝,我们是神,但我们显然不是神,只是在细菌的眼里是神。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上层真有个宇宙的创造者的话,那从创造者的角度看就是没有神的,以此类推。我对宗教就是这么看的,所以对我构不成信仰,即便上帝真的存在,我也不会抱着虔诚和敬畏去信仰,因为很可能他是个糟糕的工程师。宗教中设想的创世现在还没有办法证伪,有很多迹象表明,宇宙中的很多参数是被精确调制过的,否则生命没有办法出现。假如真有个宇宙创造者的话,他也在科学的范畴之内,不会跑到科学的范畴之外。他创造宇宙的规律是基于他的那个层次,就像我们创造细菌一样。
记:这样的话,如何解释科幻中的宗教情感呢?
刘:按照我们国内的主流观点,宗教和科学是势不两立的。宗教和科学有对立的一面,但是宗教和科学有某种共同的渊源,像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对上帝的敬畏感,也是催生出现代科学的一个原因,把这种敬畏感移到宇宙上来,这种敬畏感使人们迫切要了解上帝的行为,上帝的意志,这就有了探讨宇宙秘密的精神力量,宗教和科学有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科幻作为科学在文学中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它和宗教也有这样的关系,事实上,宗教感情在科幻小说中常常出现,这中间有对宗教的质疑,还有对宗教感情的直接的表现,像克拉克最著名的作品,叫《星》,很短,几千字,那就是宗教感情在科幻中的杰作。另外,电影《2001》,与其说那是一部科幻片,不如说那是一部宗教片,它对宗教感情表现的很到位,它在科幻中的地位近乎圣经。所以说,科幻和宗教并不矛盾。
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并不代表我没有宗教感情,我之前讲到的我对光年的敬畏,就跟基督徒对上帝的敬畏一样,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我不会对那个东西去祈祷,我知道它是没有意识的。我不认为宇宙是有意识的,但同样有着对这种巨大存在的敬畏,这个就是宗教感情。
记:但你没有过那种悲悯的时候吗,在科学的进程当中,人总是有无力的时候?
刘:我有过无能为力的时候,使我产生悲悯的原因,我都能一条一条找出来,让我摆脱这种状态的途径我也能知道在哪儿,做得到做不到就不一定了。但这和上帝没关系。我不需要借助理性之外的东西。比如我说父亲65岁就去世了,食道癌,当时已经全身扩散了,这是我悲悯的时候,没有办法,但我会接受这个事实。我也会陷入抑郁的困境,但我也会清楚没谁能救得了我。
记:你这么坚定的理性,会使你小说里始终有的一种天真劲儿吗?
刘:理性不是天真,找精神慰藉才是天真。
记:那理性是可以用来解释你的小说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没有那么复杂的原因吗?
刘:这倒不是。有两个原因,第一,科幻是一种类型文学,类型文学里,人物的性格可以鲜明,但不能太复杂。无论科幻小说还是科幻电影,如果人性弄得太复杂的话,读者就很难被吸引,就不认同了。但可以适当的复杂,比如邪恶的人身上有某种正义的东西,但是适可而止,要掌握一个平衡。不能把科幻里面的人物搞得跟主流文学里的一样,那就不是科幻的读者要看的。第二,即便我想复杂化,也没有这个能力。我工科出身,现在是个工程师,在文学上的涉猎也不多,我的文学能力是有限的。这是大实话。所以,在我的作品中,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很有穿透力很震撼,但是很简单。
记:你现在的工作是计算器工程师,朝九晚五,但是你写科幻,或者说你进行你的的科幻思考,要投入创作,这之间你还要抽离,有的作家说有时候人格是分裂的,经常需要在不同身份之间切换,你有这个问题吗?
刘:写作科幻,就像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一样,一方面是科幻的世界,一方面是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完全不交叉,这种分裂感不光是我一个人有,别的人也有。对我,首先要把两者分开来,千万不能把科幻的东西混到现实生活中来,不能让科幻的思想影响自己的行为方式,包括和人相处的方式、工作的方式,否则就很糟糕。更具体的是写作的时候,如何克服这个,那就是很具体的办法,因为有工作,所以很难像专业作家那样有大块的时间去写作,我写一部长篇的时候,我先把这个这些在脑子里想好,不是想提纲,我从来不写提纲,细节都想好了,最后写的时候很快,想的时间很长,可能有一年,两年,写的时候三个月,就跟打印出来一样。必须这么做。因为想的时间很容易找,写的时间就不容易找了。但你说的这个分裂确实是存在的。
记:那你作为作家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刘:我认为作家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是你远远的躲在作品的后面,你享受它带来的利益,但不要走到前面。享受作者对作品的拥戴,不要把自己弄进去。那就一点意思没有了。就跟《狼图腾》那类作者一样,谁也不知道他是谁。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你有自己悠哉乐哉的生活。
说到这一点,这是主流文学作家和类型文学作家最有意思的区别,主流文学作家往往把自己弄到作品里面了,痛苦纠结迷茫,然后把这个体验写出来,这就是杰作,但我们写类型文学的人是在享受生活,虽然作品中会充满死亡,但没人会把这个当成和自己融为一体的东西,所以类型文学作家过得都还不错,不是说他们多有钱,但是精神状态都很随意的,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有人问我,写作是不是为了逃避现实?我说我和现实相处的很融洽,如鱼得水,为什么要逃避。可能有人会鄙视我,在现实生活中如鱼得水的人,多庸俗啊,还能写出什么阳春白雪的作品呢。但是类型文学的作者就是这个样子。我即便不写科幻,我也活得不会太差。写科幻占用了我大部分精力,我要是不写科幻,我把这个精力用在别的方面,也会过得很好。
记:工程师和科幻作家这两个身份,从你内心里来说,哪个身份对你来说是业余的?
刘:科幻作家是业余的。业余是和专业相对的,专业是有规范的,有一定的素质要求,科幻作家,也没什么标准,说句实在话,按照我的文学能力来说,称不上专业作家,文笔,塑造人物的能力,这些文学上最基本的功力,如果说我工程师上面的能力,我编程序的能力也这个样子,我早失业了。要是在科幻方面我是很专业的,我的科幻想像,我提科幻创意的能力。但是科幻小说,还是小说,它有文学属性,这方面我承认不专业。
记:你对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有什么记忆是特别难忘的吗?小时候打过架吗?
刘:矿上社会秩序不是太好,不可能有那时候的男孩没有打过架的,也很危险,我还造过火药枪、刀,能伤人的那种。那个时候孩子的生活比现在危险,危险这种记忆是不会轻易忘记的。我很少怀旧,没有感觉,好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有时候我问自己,我真的上过中学吗,上过大学吗,当时什么感觉呢,很少去想。唯一的一次想起来,是送我女儿进她那个初中的教室,那时候很奇怪的感觉,我真的和她一样,去念过这些吗。在文学上来说,我是个很迟钝的人。
我没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我走的道路是中国人走过的最普通的一条路,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工作到厂矿。厂矿企业是中国最基层的企业。最基层普遍的一个企业,是人们最多的一种生活状态。不要把眼睛盯到北上广这些大城市,这些地方人是不少,但也只占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真正大多数的中国人是像我这样生活的。现在说起来,好像中国人都是白领,每天起早摸黑,朝九晚五那么累,不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状态还是在这种二、三线城市,这种很平凡的生活。说不上节奏有多快,也说不上有多慢。不像北上广那么现代化。
记:这种平凡的生活,你也没有觉得它沉闷?
刘:生活肯定沉闷。但是科幻不沉闷。就像你刚才问我,十几年写科幻是怎么坚持的,其实,你问反了,写科幻不需要坚持,不写才需要坚持。它就是逃避沉闷生活的一条道路。各人都有自己的逃避方式,有的人是看球,有的人是钓鱼,像我们那里最普遍的还有没日没夜打麻将。但是生活确实十分的沉闷,没什么意思。而且,我对儿女情长不感兴趣,我只对那种人在极端状态下的反应感兴趣。每个人都失控了,但是总要结束的。
科幻有个特点,这也是和主流文学最大的区别,很少把自己代入,有人问我写的小说里面,哪一个是你自己的原型,一个都没有,后来又有人问,你写的这些女主人公里面,哪一个是你喜欢的类型?同样,一个也没有。他们都是工具,讲故事的工具,我真正的感情代入很少,没有这种代入感,因为类型文学,不光是科幻,它要的是和读者能产生共鸣的一个故事,而不是自我表达、自我宣泄。这和主流文学不一样,作为大众文学的科幻,你得赢得大家的共鸣,如果你把自己代入太深,那是不行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要考虑大家的感受,你不能光表达自己的感受。还有就是我对那种常态的感情,儿女情长、男女爱情这些,不感兴趣,我不是说我生活中不感兴趣,我是说创作当中不感兴趣,我不喜欢表现那些,没什么意思。
记:那你的现实生活当中,社会环境,生存环境等等,什么方面会影响到你的创作?
刘:国内的科幻界,有个流行的词叫“科幻现实主义”,就是说用科幻的手段来反映现实,从科幻的角度来看现实。这个我不感兴趣。我不反对这个东西,这里面也有好的作品,但我自己不会去做,我认为科幻的长处就在于探讨那种离我们现在的时间很远的现实,或者说超现实也好,所以现实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包括中国社会发生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好的也罢,坏的也罢,对我的创作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不依据这些东西来创作。我总是反复提醒自己,我写的是另一个世界。我很关注社会的走向,既然我是描写未来的,我当然会关心现实是怎么向未来走的,但我始终觉得我的作品和这个不是一个维面上的东西,但我不反对科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
记:你怎么看死亡,这是一个科幻不能不触及的命题?
刘: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无神论者,死了之后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我特别珍惜活着。我从不指望死了还能有什么东西。我跟你说这么一件事,中国有个科幻作家叫童恩正,就是《珊瑚岛上的死光》的作者,他在美国得了癌症,弥留之际跟人说,这辈子最后悔的是没有宗教信仰,死亡对他是一片黑暗,人家就跟他说,那你现在信了不就好了。他说不可能了。就是这样,不是你想信就能信的。我和他的区别就是我没有任何遗憾。我对死后的世界没有任何期待,我期待的是尽可能活的长一点。
记:那你怎么形容安全感?
刘:就像小时候在黑暗中抓住大人的手一样。
记:有的评论说你的小说当中的人物,似乎是没有性别的,你自己怎么看?还是你是刻意的?
刘:对。这就是我说的文学能力不足。文学素养不够。我当然想把女人写的有女人味,我最讨厌那种女汉子了,我不可能我把我讨厌的写到作品里去,我也十分讨厌那种中性的人,男人就该像男人,女人就该像女人,但是小说中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没办法。
记:什么叫没办法了,你无法驾驭你的人物吗?
刘:是,无法驾驭,能力不足。我坦率的承认。从文学方面来讲,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家。还有个客观的原因,也不是推脱,科幻长篇有个背景交代的问题,它和主流文学不一样,主流文学中,写个农场,说农场这两个字就行了,脑子里马上就有个东西,但是科幻小说里面有个世界设定,得把这个世界设定介绍清楚,往往这个就占了小说篇幅的一半,另一半,你要是把人物写出性格来,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是需要细节的,但是长篇小说也不是你想写多长就写多长,出版商有限制的。像《三体》的第三部,男女主人公在大学里的爱情故事,删掉了四万字,表现的细节没有了,这一下子,可不就是男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了嘛。这算是个原因,主要的原因是能力不足。
记:那你接下来的创作会有意识的去突破这个吗?
刘:创作上我看准了一点,要扬长不要避短,短是避不了的。而创作上的短处发挥的极致,那就是长处。你说我不了解人吗,我生活在基层,什么人没有见过,发电厂比较偏僻,但是我每年在大都市的时间也超过三四个月,也常出国,但是,人我就是写不出来。
记:你会尝试去写一个完全不科幻的东西吗?
刘:一般不会,我的长处就在科幻,别的方面我并不擅长,我也写过童话,也没发表,是送给一个朋友,也不算是尝试,因为欠朋友一个人情。但你知道,一个科幻构思是不容易的,我绝对不会随随便便把它写成个短篇拿出去,但是童话没关系,不浪费任何构思,这是主要原因,朋友当时也是想让我给他写个科幻的,但我舍不得,说实在的,那就写个童话吧。这是唯一的科幻之外的东西。除此之外,没有写过任何其他体裁的东西。
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可能在“微电影”上
记:你是基于什么样的认识,你的宇宙观也好,你的人生观也好,在你的作品当中,能够自始至保持这种乐观,或者说进取精神?
刘: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人,写作他的作品,可能是他所有经历的一个总和。他的社会经历,他的文化经历。我是一个喜欢进取精神的人,或许跟童年时候文化的贫乏有关。如果我的童年像现在,有这么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有网络,有游戏,有电视,有太多东西可以消费,我很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但是那种人是比现在更进取呢,还是更消沉呢,我不知道。
至于你说到的进取精神,我们现在的说法叫“正能量”,我本人就是一个比较倾向用乐观的态度对待挑战的这样一种状态,虽然生活中并非如此,不是所有的挑战都能对付得了。但基本上是采取进攻的态度来对待某些问题,而不是逃避。但是生活中的那些苦恼,那些危险,危机,作品中也能表现出来。你看《三体》第二部,写的宇宙中的黑暗状态,这和我写作时当时的周围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正是那个时候,首先中国国内电力系统的经营状况陷入一种低迷的状况,然后就是哥本哈根会议,节能减排的政策,这个政策就直接作用到电力系统上面,很多发电厂要关闭,很多人要失业,这时候周围人的竞争就激烈起来。这种情形就反映到第二部的小说里面。到了第三部,至少我自己的工作延续下来了,没有失业,所以格调又变化了一下。但我的作品的总的基调,就是你说的,是一种进取的基调,不是一种悲观的基调。不是说抱着一种消沉的态度去写的。我觉得科幻文学的基调也应该是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向往,虽然科幻文学中经常描写黑暗的未来,但是我觉得科幻文学应该要有一种进取的态度。
记:中国的读者基数这么大,但是,是什么制约了科幻读者的数量?
刘:简单的说,我们的社会教育,科学氛围,科学普及都不够。我们还是一个刚从农业时代走出来,我们的科学思想不普及,人们的科学素养普遍也不高。这个说法看起来有道理,其实不准确。欧洲和日本的科学普及和民众素养肯定比我们高,他们的科幻发展还不如中国,他们的发行量,他们的长篇科幻最多和我们半斤八两,欧洲还不如我们。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之间,但是那个时候美国人的科学素养肯定比80年代以后的美国人的科学素养要差,那个时候,美国的大学也还没有普及,但是,美国科幻恰恰是在80年代以后衰落的。至于什么制约了我们的读者的发展,还真是说不上来。
事实远比这个复杂。中国的科幻读者和美国的科幻读者最大区别是什么,中国的科幻读者低龄化,大多数是学生。美国的科幻读者大部分都在四十岁以上,国内的评论家和科幻作家很羡慕美国的读者,觉得他们成熟,能认出阳春白雪的作品,他就不想想,这些人死光了怎么办,后来的人呢,看不到来者了。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这就是我说的衰落的涵义。这些四五十岁的读者死完以后,美国就没有科幻文学了,这毫不夸张。原因很多,美国的评论是说,美国的奇幻文学、电子文化等等的崛起,都是原因。
记:奇幻文学会替代科幻文学吗?
刘:它现在已经替代了。
记:那你怎么看奇幻文学的未来?
刘:奇幻的幻想没有科学依据,科幻的幻想有科学依据,但这中间有模糊地带,很多作品很难说是科幻还是奇幻,这种模糊的作品越来越多了,但同时你还不能把科幻和奇幻混为一谈。有个作者说的很好,你不能因为有清晨和黄昏,就否定白天和黑夜的存在,意思是说,现在清晨和黄昏越来越多了,就是这种既不像白天又不像黑夜的作品越来越多了,但不能否认有纯粹的科幻和纯粹的奇幻。
但我也不认为国内有种看法,认为奇幻的门坎低,好些又容易看,科幻作品门坎高,又难写,读起来也不容易。没那回事,任何文学体裁都有平庸之作,都有经典之作。都不容易写。我是写科幻的,这两年有一部作品很吸引我,叫《冰与火之歌》,就是一部奇幻作品,我唯一看下来的一部美国剧集,就是这个《权力的游戏》所以,科幻和奇幻写起来都不容易,都有独立存在的理由。
记:你怎么看科普跟科幻的关系?
刘:在科幻的发源地,美国还是欧洲,科普和科幻是分的很开的,双方之间关系并不大,虽然像一些大师的作品,像黄金时代的那种,坎贝尔、克拉克、阿西莫夫的作品,其中有很多科普的内容,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刻意去做,他们写科幻不是为了传播科学知识。
但是在中国,这可能和鲁迅先生有关系,鲁迅翻译了凡尔纳的作品,他还写了一段文字给科幻小说定义,就是说,科学对我们国人来说,让人昏昏欲睡,但把它编成故事,就很生动,经以科学,纬以人文,这就成了中国科幻发展的一个定义了。这当然和鲁迅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关系,另外,也和中国的现实环境有关系,中国科幻是在清朝末年出现的,历经民国,这个时期正好是中国呼唤强国因素的精神状态之中,所以,科幻成为普及科学的一种工具,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就完全工具化了,文学的功能十分淡化了。
有评论家认为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我不同意,因为当时的苏联的科幻已经出现了《仙女座星云》、《太空神曲》这样的作品,这和当时的中国的科幻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中国科幻已经远远的离开了科普的概念,但是在一般大众的心目中,科幻还是和科普联系在一起的。科普型的科幻曾经是中国自己创造出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学的一种,但现在完全消失了,很让人遗憾,科幻当然不是为了科普而存在的,但是科普型的科幻还是应该和文学型的科幻同时存在,西方就有完全科普型的科幻,最著名的就是《二维国》,还拍过电影,但中国现在没有这种东西。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记:你会尝试去做吗?
刘:这个并不容易,我们现在写的科幻,知识可以不准确,但是科普型的科幻要求知识不能不准确,这就要求很专业的人去写,我们现在的科幻作者的状态都是,什么都知道一点,但也都不深,我的专业是能源技术,电力技术,显然和科幻关系不大,科普型科幻需要科学家们去写。需要既有专业知识,又有文学才能的人去写,像西方的彭罗斯、刘易斯啊,得是那样的人。
记:你怎么看中国的读者低龄化的现象?
刘: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和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很相似,美国那时候读者主体也是年轻人。可能科幻文学本身发展的前期阶段,就是有一种充满青春活力的、天真烂漫的东西,包括它对未知世界的描写,对探索欲望的展现,符合年轻人的思想状况。但是科幻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新浪潮以后,美国科幻曾经极力讨好主流文学,向主流文学靠拢,试图获得主流的承认,他们把现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用到科幻里面,让整个科幻文学的视角从宇宙收回来,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内心化,这和青少年的状态是矛盾的。这个可能是他们读者断层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很深刻的原因,技术发展,社会发展。中国现在正处于一种快速工业化的进程,现在各种机会,各种挑战,各种危险是并存的,我们的未来是充满希望也同时充满各种未知,在这种环境之下,科幻文学表现出来的精神倾向最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现在的美国社会已经过了那种奔腾期了,已经出现老态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社会,不能说他们衰老了,但已经了很青春的时代了。那么人们对美国未来的期待,显然不如对中国未来的期待,更充满一种神奇色彩,中国的未来的不确定的因素更多,神奇的东西更多,但美国的未来,不是说它有多糟,而是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了。
记:那照你的说法,中国的科幻文学会迎来它的黄金时代吗?
刘:这个说起来复杂了。现在整个叙事文学在多媒体的冲击下,都呈现了衰落状态,一种夕阳状态,科幻是在文学这个大船上,大船在往下沉,科幻文学自然也跟着往下沉,我一直在说,我们在一艘正在沉没的大船上扬起风帆,这是从狭义上说,科幻作为一种叙事文学,不可避免的在衰落。但从广义上说,科幻渐渐由一种文学体裁,变成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这种思维方式以前是没有的,这是一种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新的思维方式,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幻作为一种文化,必然会迎来黄金时代,但这个黄金时代本身已经把科幻泛化了。
记:我们通常会认为,如果中国科幻可以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那它不应该是只有一个刘慈欣,应该是群星璀璨,才有所谓黄金时代,你觉得会有这样的时代到来吗?
刘:有可能。首先这个中国的科幻作家群体和其他的类型文学的作家群体还有点不同之处,他们更精英化一些,像中国的这些经常写科幻的十几二十几个作家里面,三分之一都有博士学位,这在其他的类型文学作家队伍里是看不到的。这些作品的欣赏趣味可能也和草根读者有一定的距离。这也需要出版方,和相关的业者,要靠他们去开发有潜在的读者。另外,像影视方面的进展也会推动创作的进展,所以说,出现一个繁荣的作家群是完全有可能的。
记:那你怎么看影像作品对推动科幻文学的关系?中国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没有出现自己的有质量的科幻电影?
刘:可能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科幻本质上就是靠影像来表现的一种作品。如果当初就可以用影像来表现,科幻小说就根本不会出现。科幻跟现实主义文学不一样,一个主流文学描写一个农场,描写一个家庭,马上人们就可以在脑子里出现画面。科幻完全不同,想象力越丰富的科幻文学,那个东西只存在于科幻作家的脑子里,人们迷恋文字的魅力有时候是盲目的,文字的魅力其实是极其有限的,有些东西你用再好的文字也是无法表现的,只有用影像呈现。很多人不承认这一点。其实,中国的科幻电影呼声是很高的,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还是影视从业者,虽然目的都不一样,观众想看到,很容易理解,政府会觉得美国的科幻大片占据了我们这么大的份额,我们自己没有怎么行,至于业者,好理解,这个东西赚钱嘛。这几年一直在努力。
记:那为什么没有作品出来呢?
刘:去年,内地有很多中低成本的电影都意外的获得成功,《西雅图》,《致青春》,《泰囧》,《小时代》,这些一般投资在五千万左右,而票房少的拿五六个亿,多的十几个亿,拍一部具有一定质量的科幻,投资在两到三个亿,两到三亿就可以拍五六部刚才说的这些,五六部里面有一部成功就赚了,而要是投资两三亿投资科幻,根本没有成功的把握,而且没有任何经验,太冒险了。
另外一个原因,审查。内地的电影审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能出现“想象中的灾难”,这很要命,哪个科幻片中没有“想象中的灾难”。有人说为什么《2012》能在内地上映呢,外面进来的没关系。还有其他的一些审查方面的障碍。我参与科幻电影的策划三年了,最大的障碍在于,能拿到资源的导演根本没有科幻的情怀,科幻是需要情怀的。知识可以弥补,情怀没办法弥补。至于科幻的情怀是什么,我也很难一句话说清楚。我曾经陪一个导演去看《地心引力》,那个电影从头到尾透露着导演对外部世界,对科学探索的一种感情,卡梅隆能乘着深潜器下到马里亚纳海沟,我给你钱,给你深潜器,你愿意去干这个事情吗,你有兴趣干吗,这才是最大的障碍。有情怀的新一代的导演出现了没有,出现了,新一代的很多的人,有科学情怀,对电影也很熟悉,但是他们年轻,拿不到资源。所以我说,中国科幻电影的太阳可能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升起。什么地方?微电影。中国现在有很多微电影已经相当的科幻了,技术、构思都非常成熟,等这些年轻人能拿到大片资源的话,我们的科幻电影就会出现繁荣的局面。
记: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讲你刚才讲到的科幻需要情怀的这个观点吗,这是值得深入去理解的一件事情。
刘:对,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这个可以往深了谈,比如从美学的角度,前一阵不是有那个嫦娥探测器的事情吗,我在网上看到一篇评论,他就说到了科幻的美学观,他说我们传说中的月球是很美的,嫦娥啊,吴刚啊,月桂树啊,结果现在月球探测器上去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什么都没有,生命都没有,虽然是这个样子,以前的那种美消失了,但这是一种理性,我们必须接受,这也是一个进步。这其实说出了主流文学和科幻文学的在审美上的根本区别,科幻就认为真实的月球是美的,它有自己的美感,科幻向往就是这样的美感,不一定是依照传统的审美,甚至不一定非得有人。
记:说一下你的《三体》大片吧,你对它会有什么期待吗?
刘:得抱着一个宽容的心态,美国的科幻电影发展了上百年了,而中国的电影几乎是从零起步,在这种情况下,期待第一部高成本的科幻片又叫好又叫座,成为经典,几乎不可能。我还是希望观众和评论家能宽容一点。任何事情总要有个起步。能够起步,能够拍出来,就是一个成就了。我感觉现在大家对这个期待有点不太理智。你只有参与到里面才会知道,现在中国的电影人离科幻有多遥远。但我还是主张要拍科幻大片的,哪怕失败了,也有个经验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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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9年春节档期电影票房冠军非《流浪地球》莫属,电影原著为刘慈欣于2000年发表中短篇同名小说。在刘慈欣的想象中,这种质量的大制作电影,至少还得几年后才能出现,“《流浪地球》很成功,各方面都成功。第一次就有这样水平,当然是好事。”作为“中国科幻小说第一人”,刘慈欣被很多科幻迷认为是个“神一样的存在”。然而,刘慈欣说,“我没有那种不请自来的灵感,灵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历程,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
采访整理/撰文刘怡
采访时间:2014年4月18日于太原
这是我们之前所熟悉的大多数工程师的形象:他们的外表和衣着都很干净,整齐,说的上是大方得体,显示他们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也看得出,他们并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这方面。他们跟人交谈很注意礼貌,也很注意条理,但是并不会因为谈话对象的不同,就放弃理性。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些技术特长,很容易受人欢迎,但不会为了受欢迎而刻意去做改变。
刘慈欣就是这样,他像很多中国北方男人那样,爽朗,健谈,风趣,大多数时候,他的表达像是一气呵成,但似乎并不太观察听众的反映,我们谈话中唯一一次他留意到了,就很严肃的反问,“你觉得这很可笑吗?”
理性是他们最重要的思考和生活逻辑,刘慈欣也是。
但是,“写作科幻,就像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一样,一方面是科幻的世界,一方面是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完全不交叉”。
刘慈欣经常是矛盾的,至少在表达上。
他会在前一分钟认为自己写作科幻是逃避沉闷生活的一条道路,但在后一分钟他又觉得自己和现实相处得“如鱼得水”,为什么要藉写作来逃避?
他一方面认可自己有着乐观而进取的天性,甚至会采取进攻的态度对待某些问题,但是,他身边的人,同事,朋友,出版商,几乎都会用到一个词来形容他,“温和”。
刘慈欣说他不怀旧,没有感觉,好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甚至会在送女儿上学的时候,怀疑自己有没有上过学。他说自己对儿女情长也不感兴趣,只对那种极端状态下的反应感兴趣。但是他也会说,他会在骑自行车下班回家的路上,停下来,驻足路旁,长时间的凝望夜空。那是一种他觉得最为极致的浪漫。
至于矛盾,对一个始终将内心投射在光年以外的人来说,这样的误差应该是被允许的。
《三体》之后还能有其他高峰吗?
记:你的《三体》为你带来了创作的巅峰状态,可以这么说吗,那么,你还能再创造一个高峰吗?
刘:我不知道。只有作品发表出来,和读者面对面,我才能知道反应。但我自己觉得还是有希望再创造出一个高峰出来的,但那也只能是一个希望而已。
记:你有在为这个做准备吗?
刘:每天都在做准备,每天都在花大量的时间思考。有一点很重要,你的想法,你的构思,你自己都兴奋不起来,就别指望读者有什么反应了。我现在就在找让自己兴奋起来的想法,但反过来说,不是说自己找到了兴奋的想法,读者就会感同身受,那种把自己感动的痛哭流涕,但是读者很无感的作品也多的是。我还没有走到思维枯竭的状态,相反,创意很多,选择哪个都是问题。
记:你对很多科幻迷来说,是个“神一样的存在”,你的“神一样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刘:你可能想象不到,极其困难,别看《三体》一个创意接着一个创意,那不只是心血了,极其困难,所以,我没有那种不请自来的灵感。所以,灵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历程,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
记:你说的极其困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刘:能想到就想到,想不到就想不到。从《三体》第三部出版以后,到现在为止,我想不出一个让我满意的创意来,想不出一个能让我兴奋起来的构思。我每天用大量的时间去想这些,包括我刚才从成都回来,坐飞机也在想,没有任何让自己兴奋起来的想法,十分困难。以前也是很困难。
记:会有沮丧的时候吗?什么可以帮助自己平衡一下呢?
刘:当然会有,怎么可能不沮丧。所以说,从这方面讲,我不认为我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天份。没有什么可以平衡自己,接着想。有时候也会对自己失去信心,可是生活总得继续,得要继续这个事业,也只有接着去想。
记:所以,创作有的时候对你来说也是很痛苦的?
刘:不是有的时候,是大部分时候。科幻创作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有天你真正得到灵感,那种幸福感是无法比拟的。但是那种时候十分的少。《三体》出来之前,我确实觉得这个灵感能够产生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而且是以前没有过的,那个时候最兴奋,之后就都是力气活了。出来以后,书卖的很好,评论也很好,也很开心,但这种快乐跟那个就不是一个档次了。这种感觉很难形容,有点像吸毒。但真的,灵感这东西就是这样,或许明天一觉醒来就有了,或许到死也不会有,这完全可能。
记:那你会焦虑吗?
刘:会,睡不着觉。
记:你周围的人,你的同事们,知道你是非常有名的科幻作家吗?
刘: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但是大家不在意。大家不会认为这是个很大的事情。假如我是莫言那样,写主流文学的作家,那个就不一样了,他们要是知道肯定就会马上肃然起敬。在我们内地的基层的人们的心目中,科幻是个哄小孩的东西,份量很轻。这个人下了班,没事干,写写科幻,赚两个稿费,这很正常,没有人太在意这些事情。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喝酒聊天不谈科幻,从来不谈。因为他们不感兴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在忙。最近电力系统连年亏损,谁还有功夫关心你这些。在大家看来,科幻是工作生活之外,一个很悠闲的东西,而且是很低幼的一个东西。
工程师的生活要坚守岗位,有工作时间、作息时间,要求特别严格,如果出了事故,你在岗位上没关系,总能解决掉,但如果出事故的时候,你不在岗位上,那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但是在我这个发电厂里,作为工程师,真正忙的时候也就三四个月,剩下的时间,你在办公室里面就可以写作啊,只要你不影响到你日常工作就行。电力系统严禁第二职业,领导也跟我谈过,说你写作,我们不干涉你,但有一条,你必须低调。
记:你在科幻文学的这个领域里的知名度,会对你现在的工作有影响吗?
刘:他们会比较关心,你这算不算第二职业,领导关心的是,你挣来钱了,我怎么跟群众交代,我不管你,别人也出去挣钱怎么办。好在现在情况已经泛滥成灾了,大家都在挣外快,领导也没办法,拿我也没办法。
记:你现在是科幻作家里面唯一一个上了作家富豪榜的,你的作品的畅销程度跟中国其他科幻作家的作品之间差距大吗?
刘:《三体》目前还在出版,四十多万套,版税还在结算当中,现在一般的科幻作家能卖出两万本,那已经是很高兴了,很不错了。再好一点,卖出五万册,也很高了,甚至有的就几千册。我是四十万套,可能上百万册,这个差距我得要承认,是很大的。
记:这对你的生活有改变吗?
刘:当然有改变,必然会带来一定的收入,有了这些收入,相对来说,对工作的依赖就松了些,当然我不能说工作就不负责任了。心理压力是少了些。
记:那你为什么还需要这个工作呢?
刘:当年明月,就是《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他每本书的版税都有上千万,他现在还在海关当公务员,为什么这么做,两个原因,我完全理解,工作能用于写作的时间,要比专业作家用于写作的时间还多,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我给你举例吧,电力系统八点上班,我必须七点起床,上了班以后,我这是一个必须坚守岗位的工作,离不开,就得呆在办公室,我不可能出去乱转,我只能守在计算机前面干工作。如果专业的话,你早上几点起来,没人管你,起来以后你能呆在家里吗,外面春光明媚,你还在家里写作,你可以出去旅游。我也试着专业写过一段时间,真的,还不如业余写的时候时间多。
另外,工作是一个接触社会的窗口,像我这种人,也不善于交际,我要是没有工作,我就宅在家里出不来了。虽然科幻小说离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但你也不能不了解社会,不能不和人接触。你像我写科幻,如果抬头低头就科幻圈子里那几个人,那代表不了广大的社会面貌。但也有可能以后收入条件更好些,也可能就不工作了,有这个可能。现在电力系统越来越专业化了,自动化了,我们以前的发电厂两千多人,新建的这个就是我马上要去工作的这个发电厂只有四百多人,还那么悠闲是不太可能的。
科幻创作应该遵循遵循“铜钱”的原则
记:可以说说您的科幻历程吗?
刘:我最早接触科幻是在上小学的时候,还是文革时期。当时书籍很少,我父亲初中毕业,是军人,但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文化水平算是很高的,后来转业去了北京煤炭设计院。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文化是很开放的,我父亲买了很多书,后来我很吃惊,都是很高大上、很高层次的书,什么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并不是说我父亲层次有多高,而是中国在那时,就不存在通俗文学、类型文学,所有的书都是这种高大上的,他买不到别的书。后来因为文革,父亲下放到山西,他是煤炭设计院,下放到煤炭系统。父亲就把书都带到了山西。
在文革期间,这些出版物大部份都是被禁掉了。当时有个事情是不可思议的,被禁掉的不止是外国文学——当然外国文学肯定会被禁止,也不是我们想象的已经中苏交恶的苏联文学,甚至当时很多我们本土的红色革命文学都被禁了,包括《红岩》、《林海雪原》、《创业史》、《青春之歌》等等,这些都成了禁书。我父亲就把书推到床下面,不让看,因为看这些书要是让老师知道了,虽然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但总归是影响不好,会被批评。但是,那个时候实在没什么书可看,我就偷偷翻出来看,那个时候的孩子有个天赋,就是我们学的是简体字,但我们不用学习就能看繁体字,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本事,现在的孩子就没有了。
但是那些世界名著也看不懂,也不理解。等翻到凡尔纳的书《地心游记》,当时就觉得很吸引,这大概是我成为一个科幻迷的开始。但后来相当长的时间没有看到第二本科幻,后来也还是在文革期间,看到第二本,苏联的,叫《宇宙神曲》,也是五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书,但那是别的孩子的书,偷偷的看,也是相当吸引。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就真的没有看到科幻小说了。再后来看到科幻是在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文化市场全面放开了,虽然是全面放开,但是并没有新的东西出来,他们就把50年代的老版,就这样紧急印出来卖,凡尔纳的作品,韦尔斯的作品,再往后那些西方的现代的比较经典的就进来了,包括阿西莫夫、克拉克、海因莱茵的,大量地引进了。科幻对我,渐渐由吸引,变成了科幻迷——后面我顺理成章地就开始了写作。
70年代的中学生不像现在,压力没有这么大,开始写,也开始投稿,但都被退了。那个时候的大陆有个奇怪的风潮,千千万万的人不干别的,都在搞文艺,都在写小说,都在投稿,稿子特别多,所以被退稿也不奇怪,那种现象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记:从中学时代开始写作,到1999年首次发表作品,经历了十多年,这中间你是怎么坚持过来的?
刘:1983年中国大陆发生过一些事情,也是行政上打压科幻的唯一一次,打压力度很大,让大陆的科幻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这个情况延续了十年之久。
大的方面的原因是反对精神污染,他们认为一些科幻作家的作品,具体像叶永烈被批判的作品叫《黑影》,里面包含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当然这种现象不只是在科幻文学里出现,在其他的文学领域里也有,像白桦的《苦恋》,这是大环境。小环境就比较复杂,科幻界的老一辈的内部,关系错综复杂,相互之间,怎么说呢,勾心斗角互相拆台的事情,也促成了对科幻的打压。这倒是和政治没什么关系。不管怎么说,那一次力度很大,持续了十年,在这十年中,开始科幻出版几乎是零,后来慢慢有些复苏,主要是些翻译作品,还有些比较边缘的科幻作家,比如像朱苏进、乔良,他们是军队作家,他们在中国科幻的这个“中世纪”,发表了一些作品,像朱苏进的《四千年前的闪击》,《祭奠星辰》,像乔良的《末日之门》,后来政府对科幻的态度起了很大的转变,1997年还在北京召开了科幻大会。从那以后,科幻文学开始复苏。
在这十年间具体到我,当然也没有什么创作余地,因为我不像有些人,“写了是给自己看的”,我写了肯定是给别人看的,不能发表,我写它干嘛?但是这十年间,我也写过些东西,像《超行星纪元》,就是1990年左右写的,但是没有机会发表。后来人们看到《超行星纪元》和我其他作品风格不太一样,它不是那么很纯的科幻,原因就在于当时科幻不能发表,我就试图写的像科幻又像主流文学这样的东西,目的是想看看有没有发表的可能。当然,最后也没有发表出来。
至于说到怎么坚持,其实没什么可坚持的,科幻是我的一个爱好,但是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并不是多么难受的一件事,生活还有别的方面的内容。我作为一个计算器工程师,对计算器技术也很着迷,还自己编各种各样的程序,当时对游戏也特别着迷,甚至着迷的程度不亚于科幻,那时候游戏很简单,都是单机游戏,没有网络,但也很让人着迷。我前两天还和经济学家茅于轼,参加了网易游戏《天下3》的制作,别人都不理解,以为我为了赚钱去的,其实当年我和迷恋科幻一样,迷恋过游戏,只不过后来没有精力,就放弃了。这十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中间有一段时间,科幻几乎从我的生活里淡忘了,消失了,就是完全不想它了。
但科幻的这个种子在意识的深处是一直存在的。科幻复苏了,这个兴趣也就随之复苏了。整个中国科幻,包括我个人,是和大时代密切相关的。不管是科幻的命运,还是你个人生活的走向,肯定是和时代密切相关的。 我自己的科幻创作历程也一样,它无时无刻不反映着整个中国的政治进程、社会进程,在我身上的反映。包括科幻最初在八十年代出现,我对科幻感兴趣,那时整个中国也是这么一个状态,对未来充满信心,很单纯,后来科幻低迷,再后来重新拾起,这都和中国社会的进程是同步的。
记:你当时为什么读工科,你对创作这么热衷,为什么不是读文学?
刘: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很多人认为我对文学有兴趣,我对文学没兴趣。科幻对我来说,更像一个广场,来到这个地方的人是通过不同的路来的,有的通过文学这条路来的,有的通过科学这条路来的,我是通过科幻这条路来的。我对文学从来就没有太大的兴趣,我看的文学作品都是大家不得不看的那些东西。我的意思是我对主流的文学作品没有什么兴趣。历史我看的比较多,主要是西方历史,中国历史对我是个短板,知道的不多。因为我语文不好,古文基础更差,我的作文从来都拿不了高分。西方的历史看起来比较容易,也感兴趣,因为西方历史跟科学有关系,有科学史在里面。毕竟科学革命是在西方发生的,中国没有科学革命,中国有没有科学都很难说。
记:你怎么看在科学技术上我们和西方的差距,或者具体说在创意上?
刘:我们只能和我们后面的进步相比,没办法和技术巨人相比,三次工业革命,他们都抓在手里,我们一次都没有抓住,现在那帮公知们,什么都和别人比,然后再贬低自己,那样很让人厌恶,也是一种很蠢的思想。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先要战胜自己,然后再去战胜别人,别人有别人的条件,我们有我们的条件,我们在不断进步就行了,我们的基础就在这里,我们有沉重的负担,刚刚脱离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科幻的角度看,中国的未来是很神奇的,充满了不确定。充满了希望和挑战。但西方的主流文明,这个神奇基本上都已经消失了。
记:当你的作品出版发表之后,你得到很多的关注,你会享受这种被关注吗?
刘:我认为任何写小说的人都会享受这种关注,很快乐。而且,我的创作过程很顺利,中间几乎没有挫折。几乎每篇出来都能得到好评,这个很不容易的。我还不在意奖,我清楚科幻是个大众文学,我只在意读者的反应。几乎每一部作品出来都能得到相当正面的反应,当然也有一些作品稍微低谷了一下,但是很快还能恢复过来。除了个别作品,大部分反映都是很好的。从这个方面来说,算是很幸运的。
记:你会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吗?
刘:在意,当然。
记:赞美的先不说了,批评的呢,你怎么看待?
刘:批评的,要是对的,就会吸取,要是不对,就不理。但是别人的评论,我有这么一个原则,我由一个科幻迷变成一个科幻作家,科幻在我的心里是有一个核心理念。就像有人会问我,科幻创作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我说遵循“铜钱”的原则,不是我说掉到钱眼里了,铜钱外圆内方,外圆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表现手法应该多种多样,灵活多变,适合读者不同的欣赏取向,内方就是我们对科幻应该有一个核心的理念,这个理念是一个底线,不能突破的,这是一个文学体裁存在的依据。
记:你理解的科幻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刘:在科学的基础上,展开想象力。科学是科幻的灵魂。但这个理念不是每个人都承认的理念。包括很多作品也并不遵循这种理念。但我自己的创作和我喜欢的科幻是遵循这种理念的。
记:那你认为科幻的写作应该至少循着科学发展的路径吗?
刘:科幻文学发展到现在,也很丰富多彩。《安德的游戏》的作者约翰卡德就说过,现在包括科幻在内的各个类型文学,都被评论家们造了好多个笼子,每个作家他认为你属于那个类型文学,就把他关到那个笼子里了,科幻的笼子也关了一大帮人,关进去他就不管了,他就算你是科幻了。所以,现在科幻文学之间的差别是相当大的。各种各样的都有。
记:有人评论你的科幻写作说,“刘慈欣一个人单枪匹马把中国科幻拉到世界的高度”,你自己怎么看?你觉得你和其他那些在用中文写作的科幻小说作家们之间的有这么大的距离吗?
刘:看从哪方面说。要是从影响力上面来说,绝对有距离,这个大家都看得到。《三体》出来以后,我们都期望它能带动科幻创作的发展,但《三体》最后一部出版到现在已经三年了,一部影响力超过它的长篇都还没有出现,所以,这个差距我不用谦虚,差的很大,而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但要从作品的质量上来说,这个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我个人觉得现在很多作家的写作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像国内近年来的一些科幻长篇,虽然影响力没法和《三体》比,但质量并不次,至于这些作品的影响力为什么没有《三体》大,这个原因就很多,有读者欣赏取向的原因,有出版商宣传力度的原因,更大的原因是机遇,就像互联网上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词一下子就流行开了,有时候文学作品也是一样,它可能赶上我们都没有办法的一个神秘的机遇,自然而然就有一个正反馈的效应在那里,变得影响力很大,这一点我还是很清醒的。至于说到世界级的高度,整体中国的科幻水平其实是比较低的,它的发展成熟度和美国科幻文学发展的成熟度相差还是很大,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最多飞出比较优秀的鸡。我把这种评论看成是一种鼓励,但不能当真。
记:如果评价一个作品到了某种高度,一定会设定一个参照物,你觉得你的作品是在跟谁比?
刘:我们只能是跟西方的比较,美国的,欧洲的,他们是科幻文学的中心。要说水平,我比较乐意说成是成熟的程度,我们现在的程度还处于美国黄金时代那时候的一个层次。但无论是作家,作品,出版系统,还是读者,我们都不如他们那么成熟。科幻作为大众文学,它有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在主流文学领域里,可以在一个很穷的国家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科幻文学就没可能。你评价一个国家的科幻文学水平,除了要看作家的水平,一年能出版多少长篇作品,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发行量,还要看有多少的读者,甚至产值是多少,这都是评价科幻文学的成熟程度的。把这些考虑进来,你就知道中国的科幻文学跟美国就差得更远了。去年中国出版的科幻文学作品不超过一百本,而美国有一千本。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类型文学发展的不可少的依据。不能某一个作家弄出一个作品,挺有影响力的,就把这个国家或者说一个语种的发展水品提升到世界的高度。
“人在宇宙中的渺小,给我带来的不是自卑,而是震撼”
记:记得有位天文学家说过,我们对宇宙的了解是以牺牲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为代价的,这个也可以理解为人跟科学的关系,你怎么看人在科幻中的地位?
刘:人在文学中地位和在科学中地位正好相反。人在政治、社会、文化中的地位是不断上升的,文艺复兴以来,历经了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人权啊,人的地位,人的个性,越来越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但是在科学中,人越来越被边缘化,开始是宇宙的中心,后来太阳系的中心也不算,再后来银河系的中心也不算,到现在你要看看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卑微的连尘埃也比不上,太渺小了。而且从生物学上看更是如此,以前人们认为生命是独特的,有活力在里面,后来发现没有什么活力,人所遵循的自然规律和无生命物体遵循的自然规律一样,一个人死去和一块冰化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是生物学上对人的致命打击。人在宇宙中的渺小,给我带来的感受不是自卑、自怜,而是震撼。我没有考虑我多小,我是在想宇宙有多大。这种震撼就是给人宏大又空灵的感觉。人类中心论即便是真的,它也无法给予我这样的感受。人如果是中心,宇宙就很狭窄,就没有美感了。科幻中那种宏大的美就没有了。人都成了中心了,就没什么意思了。
我对科学的态度是一样的,它所揭示出来的画面,尺度,会给人既敬畏又兴奋,又向往又好奇,一想想宇宙中有那么多数不清的世界,心旷神怡。这也是科幻的魅力。这种魅力,主流文学没有。主流文学的宇宙观还是托勒密时代的,还不是哥白尼时代的。在这帮主流文学作家的意识深处,太阳还是围绕着地球转的,他们心目中的整个宇宙,如果比作是一大片沙漠的话,地球这粒沙子上因为有人就成了金沙,其他沙子都没有存在的价值,也没有意义,根本也不用去关心,更不用描写。我认为这就是现在主流文学的现状。但科幻不是这个样子,科幻关注的是,我们极其渺小的人,跟极其宏大的宇宙之间的关系。科幻要捕捉的正是这种关系。
记:你认为宗教跟科学是并行不悖的吗?在写作中,你会需要借助信仰的力量吗?
刘:所有的宗教本质上都是无神论。人们总是说科学最后会走向宗教,其实正相反,所有的宗教都会走向无神论,举个例子,比如说整个宇宙有造物主,有创造者,在科幻中描写他怎么创造宇宙,无非他在实验室里,启动宇宙大爆炸,不也就是个工程师,或者是科学家嘛,不过是尺度大一些而已。再举个例子,我们培养一个细菌,假如细菌当中有科学家,也许他们认为我们是上帝,我们是神,但我们显然不是神,只是在细菌的眼里是神。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的上层真有个宇宙的创造者的话,那从创造者的角度看就是没有神的,以此类推。我对宗教就是这么看的,所以对我构不成信仰,即便上帝真的存在,我也不会抱着虔诚和敬畏去信仰,因为很可能他是个糟糕的工程师。宗教中设想的创世现在还没有办法证伪,有很多迹象表明,宇宙中的很多参数是被精确调制过的,否则生命没有办法出现。假如真有个宇宙创造者的话,他也在科学的范畴之内,不会跑到科学的范畴之外。他创造宇宙的规律是基于他的那个层次,就像我们创造细菌一样。
记:这样的话,如何解释科幻中的宗教情感呢?
刘:按照我们国内的主流观点,宗教和科学是势不两立的。宗教和科学有对立的一面,但是宗教和科学有某种共同的渊源,像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对上帝的敬畏感,也是催生出现代科学的一个原因,把这种敬畏感移到宇宙上来,这种敬畏感使人们迫切要了解上帝的行为,上帝的意志,这就有了探讨宇宙秘密的精神力量,宗教和科学有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科幻作为科学在文学中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它和宗教也有这样的关系,事实上,宗教感情在科幻小说中常常出现,这中间有对宗教的质疑,还有对宗教感情的直接的表现,像克拉克最著名的作品,叫《星》,很短,几千字,那就是宗教感情在科幻中的杰作。另外,电影《2001》,与其说那是一部科幻片,不如说那是一部宗教片,它对宗教感情表现的很到位,它在科幻中的地位近乎圣经。所以说,科幻和宗教并不矛盾。
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并不代表我没有宗教感情,我之前讲到的我对光年的敬畏,就跟基督徒对上帝的敬畏一样,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我不会对那个东西去祈祷,我知道它是没有意识的。我不认为宇宙是有意识的,但同样有着对这种巨大存在的敬畏,这个就是宗教感情。
记:但你没有过那种悲悯的时候吗,在科学的进程当中,人总是有无力的时候?
刘:我有过无能为力的时候,使我产生悲悯的原因,我都能一条一条找出来,让我摆脱这种状态的途径我也能知道在哪儿,做得到做不到就不一定了。但这和上帝没关系。我不需要借助理性之外的东西。比如我说父亲65岁就去世了,食道癌,当时已经全身扩散了,这是我悲悯的时候,没有办法,但我会接受这个事实。我也会陷入抑郁的困境,但我也会清楚没谁能救得了我。
记:你这么坚定的理性,会使你小说里始终有的一种天真劲儿吗?
刘:理性不是天真,找精神慰藉才是天真。
记:那理性是可以用来解释你的小说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没有那么复杂的原因吗?
刘:这倒不是。有两个原因,第一,科幻是一种类型文学,类型文学里,人物的性格可以鲜明,但不能太复杂。无论科幻小说还是科幻电影,如果人性弄得太复杂的话,读者就很难被吸引,就不认同了。但可以适当的复杂,比如邪恶的人身上有某种正义的东西,但是适可而止,要掌握一个平衡。不能把科幻里面的人物搞得跟主流文学里的一样,那就不是科幻的读者要看的。第二,即便我想复杂化,也没有这个能力。我工科出身,现在是个工程师,在文学上的涉猎也不多,我的文学能力是有限的。这是大实话。所以,在我的作品中,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很有穿透力很震撼,但是很简单。
记:你现在的工作是计算器工程师,朝九晚五,但是你写科幻,或者说你进行你的的科幻思考,要投入创作,这之间你还要抽离,有的作家说有时候人格是分裂的,经常需要在不同身份之间切换,你有这个问题吗?
刘:写作科幻,就像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一样,一方面是科幻的世界,一方面是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完全不交叉,这种分裂感不光是我一个人有,别的人也有。对我,首先要把两者分开来,千万不能把科幻的东西混到现实生活中来,不能让科幻的思想影响自己的行为方式,包括和人相处的方式、工作的方式,否则就很糟糕。更具体的是写作的时候,如何克服这个,那就是很具体的办法,因为有工作,所以很难像专业作家那样有大块的时间去写作,我写一部长篇的时候,我先把这个这些在脑子里想好,不是想提纲,我从来不写提纲,细节都想好了,最后写的时候很快,想的时间很长,可能有一年,两年,写的时候三个月,就跟打印出来一样。必须这么做。因为想的时间很容易找,写的时间就不容易找了。但你说的这个分裂确实是存在的。
记:那你作为作家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刘:我认为作家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是你远远的躲在作品的后面,你享受它带来的利益,但不要走到前面。享受作者对作品的拥戴,不要把自己弄进去。那就一点意思没有了。就跟《狼图腾》那类作者一样,谁也不知道他是谁。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你有自己悠哉乐哉的生活。
说到这一点,这是主流文学作家和类型文学作家最有意思的区别,主流文学作家往往把自己弄到作品里面了,痛苦纠结迷茫,然后把这个体验写出来,这就是杰作,但我们写类型文学的人是在享受生活,虽然作品中会充满死亡,但没人会把这个当成和自己融为一体的东西,所以类型文学作家过得都还不错,不是说他们多有钱,但是精神状态都很随意的,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有人问我,写作是不是为了逃避现实?我说我和现实相处的很融洽,如鱼得水,为什么要逃避。可能有人会鄙视我,在现实生活中如鱼得水的人,多庸俗啊,还能写出什么阳春白雪的作品呢。但是类型文学的作者就是这个样子。我即便不写科幻,我也活得不会太差。写科幻占用了我大部分精力,我要是不写科幻,我把这个精力用在别的方面,也会过得很好。
记:工程师和科幻作家这两个身份,从你内心里来说,哪个身份对你来说是业余的?
刘:科幻作家是业余的。业余是和专业相对的,专业是有规范的,有一定的素质要求,科幻作家,也没什么标准,说句实在话,按照我的文学能力来说,称不上专业作家,文笔,塑造人物的能力,这些文学上最基本的功力,如果说我工程师上面的能力,我编程序的能力也这个样子,我早失业了。要是在科幻方面我是很专业的,我的科幻想像,我提科幻创意的能力。但是科幻小说,还是小说,它有文学属性,这方面我承认不专业。
记:你对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有什么记忆是特别难忘的吗?小时候打过架吗?
刘:矿上社会秩序不是太好,不可能有那时候的男孩没有打过架的,也很危险,我还造过火药枪、刀,能伤人的那种。那个时候孩子的生活比现在危险,危险这种记忆是不会轻易忘记的。我很少怀旧,没有感觉,好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有时候我问自己,我真的上过中学吗,上过大学吗,当时什么感觉呢,很少去想。唯一的一次想起来,是送我女儿进她那个初中的教室,那时候很奇怪的感觉,我真的和她一样,去念过这些吗。在文学上来说,我是个很迟钝的人。
我没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我走的道路是中国人走过的最普通的一条路,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工作到厂矿。厂矿企业是中国最基层的企业。最基层普遍的一个企业,是人们最多的一种生活状态。不要把眼睛盯到北上广这些大城市,这些地方人是不少,但也只占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真正大多数的中国人是像我这样生活的。现在说起来,好像中国人都是白领,每天起早摸黑,朝九晚五那么累,不是,大部分中国人的状态还是在这种二、三线城市,这种很平凡的生活。说不上节奏有多快,也说不上有多慢。不像北上广那么现代化。
记:这种平凡的生活,你也没有觉得它沉闷?
刘:生活肯定沉闷。但是科幻不沉闷。就像你刚才问我,十几年写科幻是怎么坚持的,其实,你问反了,写科幻不需要坚持,不写才需要坚持。它就是逃避沉闷生活的一条道路。各人都有自己的逃避方式,有的人是看球,有的人是钓鱼,像我们那里最普遍的还有没日没夜打麻将。但是生活确实十分的沉闷,没什么意思。而且,我对儿女情长不感兴趣,我只对那种人在极端状态下的反应感兴趣。每个人都失控了,但是总要结束的。
科幻有个特点,这也是和主流文学最大的区别,很少把自己代入,有人问我写的小说里面,哪一个是你自己的原型,一个都没有,后来又有人问,你写的这些女主人公里面,哪一个是你喜欢的类型?同样,一个也没有。他们都是工具,讲故事的工具,我真正的感情代入很少,没有这种代入感,因为类型文学,不光是科幻,它要的是和读者能产生共鸣的一个故事,而不是自我表达、自我宣泄。这和主流文学不一样,作为大众文学的科幻,你得赢得大家的共鸣,如果你把自己代入太深,那是不行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你要考虑大家的感受,你不能光表达自己的感受。还有就是我对那种常态的感情,儿女情长、男女爱情这些,不感兴趣,我不是说我生活中不感兴趣,我是说创作当中不感兴趣,我不喜欢表现那些,没什么意思。
记:那你的现实生活当中,社会环境,生存环境等等,什么方面会影响到你的创作?
刘:国内的科幻界,有个流行的词叫“科幻现实主义”,就是说用科幻的手段来反映现实,从科幻的角度来看现实。这个我不感兴趣。我不反对这个东西,这里面也有好的作品,但我自己不会去做,我认为科幻的长处就在于探讨那种离我们现在的时间很远的现实,或者说超现实也好,所以现实当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包括中国社会发生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好的也罢,坏的也罢,对我的创作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不依据这些东西来创作。我总是反复提醒自己,我写的是另一个世界。我很关注社会的走向,既然我是描写未来的,我当然会关心现实是怎么向未来走的,但我始终觉得我的作品和这个不是一个维面上的东西,但我不反对科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
记:你怎么看死亡,这是一个科幻不能不触及的命题?
刘: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无神论者,死了之后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我特别珍惜活着。我从不指望死了还能有什么东西。我跟你说这么一件事,中国有个科幻作家叫童恩正,就是《珊瑚岛上的死光》的作者,他在美国得了癌症,弥留之际跟人说,这辈子最后悔的是没有宗教信仰,死亡对他是一片黑暗,人家就跟他说,那你现在信了不就好了。他说不可能了。就是这样,不是你想信就能信的。我和他的区别就是我没有任何遗憾。我对死后的世界没有任何期待,我期待的是尽可能活的长一点。
记:那你怎么形容安全感?
刘:就像小时候在黑暗中抓住大人的手一样。
记:有的评论说你的小说当中的人物,似乎是没有性别的,你自己怎么看?还是你是刻意的?
刘:对。这就是我说的文学能力不足。文学素养不够。我当然想把女人写的有女人味,我最讨厌那种女汉子了,我不可能我把我讨厌的写到作品里去,我也十分讨厌那种中性的人,男人就该像男人,女人就该像女人,但是小说中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没办法。
记:什么叫没办法了,你无法驾驭你的人物吗?
刘:是,无法驾驭,能力不足。我坦率的承认。从文学方面来讲,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家。还有个客观的原因,也不是推脱,科幻长篇有个背景交代的问题,它和主流文学不一样,主流文学中,写个农场,说农场这两个字就行了,脑子里马上就有个东西,但是科幻小说里面有个世界设定,得把这个世界设定介绍清楚,往往这个就占了小说篇幅的一半,另一半,你要是把人物写出性格来,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是需要细节的,但是长篇小说也不是你想写多长就写多长,出版商有限制的。像《三体》的第三部,男女主人公在大学里的爱情故事,删掉了四万字,表现的细节没有了,这一下子,可不就是男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了嘛。这算是个原因,主要的原因是能力不足。
记:那你接下来的创作会有意识的去突破这个吗?
刘:创作上我看准了一点,要扬长不要避短,短是避不了的。而创作上的短处发挥的极致,那就是长处。你说我不了解人吗,我生活在基层,什么人没有见过,发电厂比较偏僻,但是我每年在大都市的时间也超过三四个月,也常出国,但是,人我就是写不出来。
记:你会尝试去写一个完全不科幻的东西吗?
刘:一般不会,我的长处就在科幻,别的方面我并不擅长,我也写过童话,也没发表,是送给一个朋友,也不算是尝试,因为欠朋友一个人情。但你知道,一个科幻构思是不容易的,我绝对不会随随便便把它写成个短篇拿出去,但是童话没关系,不浪费任何构思,这是主要原因,朋友当时也是想让我给他写个科幻的,但我舍不得,说实在的,那就写个童话吧。这是唯一的科幻之外的东西。除此之外,没有写过任何其他体裁的东西。
中国科幻电影的未来可能在“微电影”上
记:你是基于什么样的认识,你的宇宙观也好,你的人生观也好,在你的作品当中,能够自始至保持这种乐观,或者说进取精神?
刘: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人,写作他的作品,可能是他所有经历的一个总和。他的社会经历,他的文化经历。我是一个喜欢进取精神的人,或许跟童年时候文化的贫乏有关。如果我的童年像现在,有这么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有网络,有游戏,有电视,有太多东西可以消费,我很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但是那种人是比现在更进取呢,还是更消沉呢,我不知道。
至于你说到的进取精神,我们现在的说法叫“正能量”,我本人就是一个比较倾向用乐观的态度对待挑战的这样一种状态,虽然生活中并非如此,不是所有的挑战都能对付得了。但基本上是采取进攻的态度来对待某些问题,而不是逃避。但是生活中的那些苦恼,那些危险,危机,作品中也能表现出来。你看《三体》第二部,写的宇宙中的黑暗状态,这和我写作时当时的周围的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正是那个时候,首先中国国内电力系统的经营状况陷入一种低迷的状况,然后就是哥本哈根会议,节能减排的政策,这个政策就直接作用到电力系统上面,很多发电厂要关闭,很多人要失业,这时候周围人的竞争就激烈起来。这种情形就反映到第二部的小说里面。到了第三部,至少我自己的工作延续下来了,没有失业,所以格调又变化了一下。但我的作品的总的基调,就是你说的,是一种进取的基调,不是一种悲观的基调。不是说抱着一种消沉的态度去写的。我觉得科幻文学的基调也应该是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向往,虽然科幻文学中经常描写黑暗的未来,但是我觉得科幻文学应该要有一种进取的态度。
记:中国的读者基数这么大,但是,是什么制约了科幻读者的数量?
刘:简单的说,我们的社会教育,科学氛围,科学普及都不够。我们还是一个刚从农业时代走出来,我们的科学思想不普及,人们的科学素养普遍也不高。这个说法看起来有道理,其实不准确。欧洲和日本的科学普及和民众素养肯定比我们高,他们的科幻发展还不如中国,他们的发行量,他们的长篇科幻最多和我们半斤八两,欧洲还不如我们。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之间,但是那个时候美国人的科学素养肯定比80年代以后的美国人的科学素养要差,那个时候,美国的大学也还没有普及,但是,美国科幻恰恰是在80年代以后衰落的。至于什么制约了我们的读者的发展,还真是说不上来。
事实远比这个复杂。中国的科幻读者和美国的科幻读者最大区别是什么,中国的科幻读者低龄化,大多数是学生。美国的科幻读者大部分都在四十岁以上,国内的评论家和科幻作家很羡慕美国的读者,觉得他们成熟,能认出阳春白雪的作品,他就不想想,这些人死光了怎么办,后来的人呢,看不到来者了。这是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这就是我说的衰落的涵义。这些四五十岁的读者死完以后,美国就没有科幻文学了,这毫不夸张。原因很多,美国的评论是说,美国的奇幻文学、电子文化等等的崛起,都是原因。
记:奇幻文学会替代科幻文学吗?
刘:它现在已经替代了。
记:那你怎么看奇幻文学的未来?
刘:奇幻的幻想没有科学依据,科幻的幻想有科学依据,但这中间有模糊地带,很多作品很难说是科幻还是奇幻,这种模糊的作品越来越多了,但同时你还不能把科幻和奇幻混为一谈。有个作者说的很好,你不能因为有清晨和黄昏,就否定白天和黑夜的存在,意思是说,现在清晨和黄昏越来越多了,就是这种既不像白天又不像黑夜的作品越来越多了,但不能否认有纯粹的科幻和纯粹的奇幻。
但我也不认为国内有种看法,认为奇幻的门坎低,好些又容易看,科幻作品门坎高,又难写,读起来也不容易。没那回事,任何文学体裁都有平庸之作,都有经典之作。都不容易写。我是写科幻的,这两年有一部作品很吸引我,叫《冰与火之歌》,就是一部奇幻作品,我唯一看下来的一部美国剧集,就是这个《权力的游戏》所以,科幻和奇幻写起来都不容易,都有独立存在的理由。
记:你怎么看科普跟科幻的关系?
刘:在科幻的发源地,美国还是欧洲,科普和科幻是分的很开的,双方之间关系并不大,虽然像一些大师的作品,像黄金时代的那种,坎贝尔、克拉克、阿西莫夫的作品,其中有很多科普的内容,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刻意去做,他们写科幻不是为了传播科学知识。
但是在中国,这可能和鲁迅先生有关系,鲁迅翻译了凡尔纳的作品,他还写了一段文字给科幻小说定义,就是说,科学对我们国人来说,让人昏昏欲睡,但把它编成故事,就很生动,经以科学,纬以人文,这就成了中国科幻发展的一个定义了。这当然和鲁迅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关系,另外,也和中国的现实环境有关系,中国科幻是在清朝末年出现的,历经民国,这个时期正好是中国呼唤强国因素的精神状态之中,所以,科幻成为普及科学的一种工具,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就完全工具化了,文学的功能十分淡化了。
有评论家认为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我不同意,因为当时的苏联的科幻已经出现了《仙女座星云》、《太空神曲》这样的作品,这和当时的中国的科幻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中国科幻已经远远的离开了科普的概念,但是在一般大众的心目中,科幻还是和科普联系在一起的。科普型的科幻曾经是中国自己创造出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科幻文学的一种,但现在完全消失了,很让人遗憾,科幻当然不是为了科普而存在的,但是科普型的科幻还是应该和文学型的科幻同时存在,西方就有完全科普型的科幻,最著名的就是《二维国》,还拍过电影,但中国现在没有这种东西。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记:你会尝试去做吗?
刘:这个并不容易,我们现在写的科幻,知识可以不准确,但是科普型的科幻要求知识不能不准确,这就要求很专业的人去写,我们现在的科幻作者的状态都是,什么都知道一点,但也都不深,我的专业是能源技术,电力技术,显然和科幻关系不大,科普型科幻需要科学家们去写。需要既有专业知识,又有文学才能的人去写,像西方的彭罗斯、刘易斯啊,得是那样的人。
记:你怎么看中国的读者低龄化的现象?
刘: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和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很相似,美国那时候读者主体也是年轻人。可能科幻文学本身发展的前期阶段,就是有一种充满青春活力的、天真烂漫的东西,包括它对未知世界的描写,对探索欲望的展现,符合年轻人的思想状况。但是科幻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新浪潮以后,美国科幻曾经极力讨好主流文学,向主流文学靠拢,试图获得主流的承认,他们把现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用到科幻里面,让整个科幻文学的视角从宇宙收回来,越来越个人化,越来越内心化,这和青少年的状态是矛盾的。这个可能是他们读者断层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很深刻的原因,技术发展,社会发展。中国现在正处于一种快速工业化的进程,现在各种机会,各种挑战,各种危险是并存的,我们的未来是充满希望也同时充满各种未知,在这种环境之下,科幻文学表现出来的精神倾向最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现在的美国社会已经过了那种奔腾期了,已经出现老态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社会,不能说他们衰老了,但已经了很青春的时代了。那么人们对美国未来的期待,显然不如对中国未来的期待,更充满一种神奇色彩,中国的未来的不确定的因素更多,神奇的东西更多,但美国的未来,不是说它有多糟,而是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了。
记:那照你的说法,中国的科幻文学会迎来它的黄金时代吗?
刘:这个说起来复杂了。现在整个叙事文学在多媒体的冲击下,都呈现了衰落状态,一种夕阳状态,科幻是在文学这个大船上,大船在往下沉,科幻文学自然也跟着往下沉,我一直在说,我们在一艘正在沉没的大船上扬起风帆,这是从狭义上说,科幻作为一种叙事文学,不可避免的在衰落。但从广义上说,科幻渐渐由一种文学体裁,变成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这种思维方式以前是没有的,这是一种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新的思维方式,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幻作为一种文化,必然会迎来黄金时代,但这个黄金时代本身已经把科幻泛化了。
记:我们通常会认为,如果中国科幻可以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那它不应该是只有一个刘慈欣,应该是群星璀璨,才有所谓黄金时代,你觉得会有这样的时代到来吗?
刘:有可能。首先这个中国的科幻作家群体和其他的类型文学的作家群体还有点不同之处,他们更精英化一些,像中国的这些经常写科幻的十几二十几个作家里面,三分之一都有博士学位,这在其他的类型文学作家队伍里是看不到的。这些作品的欣赏趣味可能也和草根读者有一定的距离。这也需要出版方,和相关的业者,要靠他们去开发有潜在的读者。另外,像影视方面的进展也会推动创作的进展,所以说,出现一个繁荣的作家群是完全有可能的。
记:那你怎么看影像作品对推动科幻文学的关系?中国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没有出现自己的有质量的科幻电影?
刘:可能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科幻本质上就是靠影像来表现的一种作品。如果当初就可以用影像来表现,科幻小说就根本不会出现。科幻跟现实主义文学不一样,一个主流文学描写一个农场,描写一个家庭,马上人们就可以在脑子里出现画面。科幻完全不同,想象力越丰富的科幻文学,那个东西只存在于科幻作家的脑子里,人们迷恋文字的魅力有时候是盲目的,文字的魅力其实是极其有限的,有些东西你用再好的文字也是无法表现的,只有用影像呈现。很多人不承认这一点。其实,中国的科幻电影呼声是很高的,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还是影视从业者,虽然目的都不一样,观众想看到,很容易理解,政府会觉得美国的科幻大片占据了我们这么大的份额,我们自己没有怎么行,至于业者,好理解,这个东西赚钱嘛。这几年一直在努力。
记:那为什么没有作品出来呢?
刘:去年,内地有很多中低成本的电影都意外的获得成功,《西雅图》,《致青春》,《泰囧》,《小时代》,这些一般投资在五千万左右,而票房少的拿五六个亿,多的十几个亿,拍一部具有一定质量的科幻,投资在两到三个亿,两到三亿就可以拍五六部刚才说的这些,五六部里面有一部成功就赚了,而要是投资两三亿投资科幻,根本没有成功的把握,而且没有任何经验,太冒险了。
另外一个原因,审查。内地的电影审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能出现“想象中的灾难”,这很要命,哪个科幻片中没有“想象中的灾难”。有人说为什么《2012》能在内地上映呢,外面进来的没关系。还有其他的一些审查方面的障碍。我参与科幻电影的策划三年了,最大的障碍在于,能拿到资源的导演根本没有科幻的情怀,科幻是需要情怀的。知识可以弥补,情怀没办法弥补。至于科幻的情怀是什么,我也很难一句话说清楚。我曾经陪一个导演去看《地心引力》,那个电影从头到尾透露着导演对外部世界,对科学探索的一种感情,卡梅隆能乘着深潜器下到马里亚纳海沟,我给你钱,给你深潜器,你愿意去干这个事情吗,你有兴趣干吗,这才是最大的障碍。有情怀的新一代的导演出现了没有,出现了,新一代的很多的人,有科学情怀,对电影也很熟悉,但是他们年轻,拿不到资源。所以我说,中国科幻电影的太阳可能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升起。什么地方?微电影。中国现在有很多微电影已经相当的科幻了,技术、构思都非常成熟,等这些年轻人能拿到大片资源的话,我们的科幻电影就会出现繁荣的局面。
记: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讲你刚才讲到的科幻需要情怀的这个观点吗,这是值得深入去理解的一件事情。
刘:对,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这个可以往深了谈,比如从美学的角度,前一阵不是有那个嫦娥探测器的事情吗,我在网上看到一篇评论,他就说到了科幻的美学观,他说我们传说中的月球是很美的,嫦娥啊,吴刚啊,月桂树啊,结果现在月球探测器上去一看,不是那么一回事,什么都没有,生命都没有,虽然是这个样子,以前的那种美消失了,但这是一种理性,我们必须接受,这也是一个进步。这其实说出了主流文学和科幻文学的在审美上的根本区别,科幻就认为真实的月球是美的,它有自己的美感,科幻向往就是这样的美感,不一定是依照传统的审美,甚至不一定非得有人。
记:说一下你的《三体》大片吧,你对它会有什么期待吗?
刘:得抱着一个宽容的心态,美国的科幻电影发展了上百年了,而中国的电影几乎是从零起步,在这种情况下,期待第一部高成本的科幻片又叫好又叫座,成为经典,几乎不可能。我还是希望观众和评论家能宽容一点。任何事情总要有个起步。能够起步,能够拍出来,就是一个成就了。我感觉现在大家对这个期待有点不太理智。你只有参与到里面才会知道,现在中国的电影人离科幻有多遥远。但我还是主张要拍科幻大片的,哪怕失败了,也有个经验在那里。